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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颜昌海:回眸那不以言论治罪的中华盛世

现在有很多人,说到中国历史的耻辱就是宋朝。为什么呢?因为宋朝被少数民族欺负,被蒙古灭亡。其实在当时的世界历史,被蒙古灭亡的又何止宋朝。连最强大的阿拉伯(花喇子模等部),波斯都被蒙古灭亡。而世界强国仅仅几个月就被灭亡,宋朝却抵抗了半个世纪。
但宋朝,值得中国人骄傲。宋朝,相当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 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 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 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 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 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 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 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 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 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 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庭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 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 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 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的。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 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倾赖。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 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 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 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 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 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述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总而言之,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样一个如梦如 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 蔑。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 应有的尊重。
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 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人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 治者的腐败无能。但当中国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 堡垒后,后人就不能不对宋朝满怀崇敬。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在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 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说,宋朝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不以言论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 家统帅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
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 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 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错。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说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 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 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 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 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 权。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 仗,结果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 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
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 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 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这次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 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
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 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 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 士大夫时代。
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 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唐季 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 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
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请转帘,升殿审视无 误,方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作中,宋 前宋后各代均罕见。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
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 宋庭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 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 似的悲剧指向。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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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回到汉朝(汉武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年代

2013年6月4日 星期二

中國空姐所認知的六四真相

《中國空姐所認知的六四真相》

Chuen Lloyd Yau
故事背景交代:
多個月前,跟一位中國籍同事做了個由沙漠飛去香港,再飛回沙漠的航班。雖然,大家相處時間只有回來兩程機的十幾個小時咁大把,但大家卻相見如故,有著說不完的話題、吹不完的水。她是一位來自北京的女生,出身於北京某大學。其實,在這裏工作的中國籍空姐,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鄰家女孩,並不是平日大家在地鐵、小巴、餐廳、藥房門口所見的蝗蟲,所以我們大家之間都沒有什麼隔膜,甚至能成為好朋友。不過,喜歡說九唔搭八的gossip話題的我從來都沒有做認真撚跟她們認真地討論這個國內的敏感話題「六.四」。而那次我們卻談論過一次「六四」,亦是唯一的一次。

以下的對話內容是引致我夠彊於跟她談論「六四」的導火線:

(由香港飛回沙漠的航班中)
北女:我今天搭地鐵去黃大仙求籤。哇!真的氣死我!整個地鐵車廂都是國內的農村人,大大聲在說鄉村話,四川話、客家話......不論是大人還是小該,說話又粗魯沒禮貌,還在爭坐位。那排櫈子坐滿人都還要迫進去坐,真失禮。

(我張大嘴巴O左嘴,眼珠睜大到就快跌出來,望著這位敢說敢言的女中豪傑。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番說話是從一個內地同胞說出口。)

我:我真想不到連你也察覺到這些問題的存在,我們香港人就是每天出門口、上班下班甚至放假,去到香港哪個角落,都要應付這班惡頂之徒呀!

北女:在我們北京都有這樣的情況啊!那些農村人來到北京等大城市,又是隨意在公車上大小便,污染我們的地方,他們在內地都很不受歡迎,我們都很直接罵他們。而且現在來香港的,多數都是中國的農村人,沒有受過教育就是這樣啦!

我:哦!原來如此!

(這位同事看來都是個明白事理的高材生,此時,我突然很想知道在國內的高材生所認知的「六四」又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在內地,你們是否不能討論「六四」?

北女:當然可以討論「六四」啦!國內現在很開放的,我們讀書時期,都有去學習到1989年6月4日的歷史。

我(O多一次嘴):下?!我還以為國內不容許同胞再說這件事。那你們所認知的「六四」又是怎樣一回事?

北女:國外人所認知的「六四」根本就不是事實的真相!當時,我們的中國政府對我們的大學生很好。美國政府為了抹黑我們中國,跟那班無知的大學生說,如果他們成功帶領到一眾大學生發起學生運動反黨,就給他們每人發一張美國綠卡(美國永久居民卡)。這班大學生領袖就是愚蠢到為了那張綠卡而反黨,做賣國賊。而那些聽從這班大學生領袖而參與「學生運動」的大學生亦只是很無知地誤聽讒言。最後那班賣國賊亦成功拿了美國綠卡去了美國。

我(第三次O嘴,個嘴就快裂開):下?!那網上那些「天安門屠殺」事件,坦克車輾壓「民主運動」學生的片段又怎會是假呢?

北女(仍然好認真):那些片段都是美國政府偽造出來的畫面,他們為了抹黑我們中國而發放出來的假消息,假新聞,甚麼都是假的。根本沒有這種事情發生。我們國內人現在都知道這些事件的真相啊!

這個就是現在中國大學生們所知道的「真相」?
1989年6月4日,雖然我還未出世,沒有親身經歷過這殘酷慘事。但「六四屠城」事件卻一直是前輩後輩們痛心疾首的一件歷史大事。原來,國內現在不是避談「六四」,而是洗腦,教導現今世代的國民所謂的「六四真相」。

(歡迎share給身邊的朋友認識國內所描寫的六四事件)

身於沙漠的我無奈地不能回港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但我精神上會光速飄去維園與你們同在。

Remember them.
Remember why they died.

Freedom isn't free at all.
That it comes with the highest of costs, the cost of blood.

2011年7月3日 星期日

辛子陵为《一企业主的六四情结》所写的序言

 

(博讯2011年6月10日 来稿)

民营企业家的觉醒――为王誉虎回忆录所作的序言

    辛子陵
    现在把资产阶级划入中产阶级是名不副实的。2010年3月中国社科院在一份报告中说,中产阶级在中国大陆人口中所占比例为23%,即13亿人口中大约有3亿人属于中产阶级。它所定的标准是月收入超过6000元人民币的人,主要是白领阶层。这个阶层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把民营企业家藏在中产阶级的人群里,是为了证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共产党尝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甜头,但还没有从原教旨主义中走出来。现在,中国的GDP,65%以上是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支撑着三分之二的江山,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应该成为不能见人的“丑媳妇”,应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经济分量和政治分量,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王誉虎先生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他是一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个民营企业家自觉地介入“六四”民主运动,倾家荡产而不悔,他的自觉地行动,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觉醒。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在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一进门院子里摆着一辆轿车,媒体都报道了。那辆车就是王誉虎当初借给学生用的。它是六四期间学生领袖们唯一的一辆“公务专车”。里面还陈列有王誉虎借给学生用的打印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都写着“四通公司王誉虎”。学生广场示威期间,王誉虎五天送去了八卡车食品。后来全国各大报纸刊载一篇长文《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其中有一段话:“四通下边有个鷺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已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在当时这是王誉虎的罪状,在历史的长卷上,这是王誉虎的功劳。
    王誉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介入“六四”的心路历程:
     观 望
    1989年4月15日上午7点48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旗手胡耀邦逝世。下午4点多,我在中关村听到了这一噩耗。阴沉的天空此时稀稀落落地滴下些许雨点,天人同悲呀!信佛的我确信天人感应。我的心情比天气还糟,一种失落、沮丧、悲愤、惋惜的复杂情感充斥心胸。我开始抱怨老天不公平,难道还要让中华民族承受更多的苦难?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早早逝去,按易经象数,这不是好的征兆!
    据学生汇报,北大学生已提出成立各大专院校联合悼念胡耀邦工作委员会,酝酿罢课游行,其他院校同样沸沸扬扬。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自发的悼念活动,已有些1976年“四五”运动的影子。这些消息动态令我振奋、欣慰,一场伟大的自由民主运动正蓄势待发,中国的前途大有希望。我当时想,如果这场学生运动能把握坚持改革、反对倒退的基调,就太好了。但是个别学生显然已把矛头对准了邓小平。尽管在情在理,但在策略上是错误的!我为此深感不安。学生的爱憎是单纯的、自发的。由于没有新闻自由,他们对中共上层的内幕知之甚少,对中共的本质、对以邓为首的老人政治认识不足。他们没有成熟的组织系统,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深远谋略。将矛头对准手握军权的邓小平,党内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便会势单力孤。一旦爆发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赵紫阳就会凶多吉少,重蹈胡耀邦的覆辙!
    【1989年4月17日】游行的学生五六人一排,纵队前行。他们有的头缠白布,有的臂戴黑纱,多数学生的胸前戴着白色纸花,似乎都穿旅游鞋。他们是要赶在明早8点之前进入天安门广场追悼胡耀邦。清华、理工、农大、师大、交大、科技大学、民族学院等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举着各自的校旗。北大的学生经过时,围观的群众向他们挥手鼓掌,有的用手指做出V字形向他们致意。学生们也不停地向围观群众做着V字手势致谢。学生们高举着的横幅上写着“要民主,要自由”、“不要专制”、“反对独裁”、“反腐倡廉”、“打倒官倒”、“政治改革刻不容缓”、“废除特权”、“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等,此外还有众多痛悼和颂扬胡耀邦的文字。群情激奋的学生不时地呼喊着类似的口号。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面的队伍仍持续不断。配戴臂章的学生纠察奔前跑后维持秩序。
    傍晚,街灯已亮,我忽然想起自已应该做点什么慰劳学生。当时行至缸瓦市。附近没有找到商店。小商亭的饮料也已售罄,我于是把仅有的七条希尔顿香烟全买下来,分发给游行的学生。我和妻子一直随队伍经西单走到天安门广场西侧,便停了下来。华灯明亮,人流潮涌。广场上人山人海,总有一二十万众,蔚为壮观。晚8点之后,广场人群渐少,游行的学生开始陆续缓缓汇集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的广场静坐。我估计,静坐的学生少说也有五六万人。
    看到风尘仆仆的大学生有的气喘吁吁,有的汗流满面,我便走到南池子路口附近,与两个摊贩商定,把两辆平板车上的几百瓶汽水买断,但有一个附加条件:摊贩负责开瓶并主动向学生分发。一男一女两个商贩爽快答应,而且异常主动热情地上前为学生服务。随后又有几个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也参加了进来。其中那位四十多岁的女摊贩征得我同意,用我的板砖大小的摩托罗拉手机联系,又运来了20箱汽水。
    第二天下午,长春地质学院的学生说,有百万民众自发地沿街佇立为胡耀邦的灵柩送行。十多万在广场苦等一宿的学生,派三个代表跪交请愿书,却无人理睬、倍受冷落。追悼会后,二十多所高校代表发起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并决定从24日开始全市无限期罢课。
    4月25日,晚间新闻竟提前一天播出了“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给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的大帽子。这篇社论极像文化革命时的大批判,仿佛出自文痞姚文元的手笔。随后又播出了北京市政府公告,重申不准游行十条规定。
    【4月27日】晚上,我仔细阅读了中午那个学生送给我的那份高自联的传单《学运问答录》,内容如下:
    问:这次学运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们既不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也不是打倒某个领导人,而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向现政府施加压力,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达到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推进社会进步。这次学运不同于五四运动,推翻政府既不正确,也不现实。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当代中国没有健全的民主政体,政府尚不具备自我更新的机制。因此,就需要外力的推动,迫使其进行自上而下的政体改革。目前的学运顺应历史潮流,正好充当了这种力量。
    我很欣赏传单的内容,但又认为学生过于乐观,因为这次抛弃官办的红色学生会,以民主的方式成立高自联,实质上就是向四项基本原则挑战,就是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挑战一党专政。而“七条”的核心则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和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矛头所指显然是邓小平。邓虽然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却言行不一。罢黜胡耀邦,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件件都说明邓小平的所谓政改,只不过是行政改革。他的改革开放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是瘸腿改革!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真正改革派还未坐大坐稳,面对紧握军权的太上皇,如果学运出了策略偏差,则很可能凶多吉少、前程未卜。我为学生担忧,为学生祈祷。尽管我同情、支持学生,但仍不想涉足其中。
     介 入
    【5月17日】北京百万人大游行,公开提出打倒邓小平,打倒杨尚昆,拥护赵紫阳。知识界发表了“五一七”声明,原文已传真给我。看后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浑身瘫软。完了,覆水难收了!知识界竟愚蠢地把学生运动推向绝境!矛头对准邓,并公开支持赵,这无异把赵紫阳送上了政治老人的审判台,把学生推向了邓家军的枪口!中国的知识分子勇气可佳,但却玷污了知识分子的名号,成了有勇无谋的匹夫!
    赵紫阳凌晨代表中央常委公开出面向学生保证绝不秋后算帐,再次肯定了这场学运是爱国的,并保证听取学生的意见,反腐倡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呼吁学生停止绝食。这等于代表党中央从实质上再次否定了“四二六”社论。但是由于“五一七”声明火上浇油,失去理智的学生已不可能刹车见好就收了。况且从台湾东森电视台的报道看,这场学运已演变成全民的抗争了。运动完全失控,只因没有一个坚强的反对党,没有一个深孚重望的领袖。听天由命吧!
    眼看大势已去,谁能力挽狂澜?难道任它自生自灭?难道我刚刚跻身为有产阶层就明哲保身隔岸观火?我责骂北京的知识分子是匹夫,但他们却是勇敢的斗士!我呢?如再不尽其所能便是自私自利的可耻懦夫!也许于事无补,但我应尽力去做!我要有所行动!我应尝试与四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沟通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去影响学生,避免最坏的结局。
    我异常亢奋,抓紧时间提笔写了一篇不足千字的文章《邓大人莫作历史罪人》,内容是肯定邓和胡、赵对改革开放的伟大贡献,敦促邓兑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与陈云、王震等保守派切割,正确对待学运,切勿以无冕帝王自居,屠杀手无寸铁、和平抗争的学生,从而沦为千古罪人、遗臭万年。
    我又从香港《争鸣》、《开放》等杂志上摘选了一些有关中共高层保守派与改革派斗争的文章,摘选了邓小平力主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却言行不一,及其如何平衡两派之争的报道和评论。此外,我还摘选了两篇与官倒相关的报道:一是王震到深圳视察,当有人反映其公子开办水上飞机俱乐部有官倒之嫌时,王竟破口大骂:“什么官倒?是倒官!”二是“彭真之子获肥差”,内容是中共元老彭真之子傅亮调到铁道部,专门负责调拨计划外车皮。据说是前铁道部长丁关根一个电话直接安排的。“傅亮扬言,别看赵紫阳跳的欢,老爷子什么时候发话,他就得靠边站!”
    我精心编写的这份传单,其用心就是点拨式地告诉学生中共上层派别斗争的内幕,尤其是邓小平的态度决定着党内两派斗争的走向和胜负,以此引导学生作出正确决策。
    已是17日晚10点,我让两位最可靠的员工把我辑录的这些资料汇总编辑在一起,然后复印在一张A2的纸上。在我妻子的督导下,连夜复印了2000份——等于是大号传单。
    18日上午,我又特意买了一个手提箱,内装1000份传单,交给了金召。金大学刚毕业,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是厦门京元电子开发公司的项目经理。其妹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斗争。金召自告奋勇,负责把1000份传单交给绝食的妹妹,再让妹妹广为散发。18日下午3点多,我和金召携带2000份大号传单,顺利到达北京。
    我请大家在附近的小饭馆用完晚餐,便由向阳开车,和兰敏共三人到了天安门广场西侧的胡同里。晚八九点钟,我坐在车中,派兰敏和向阳去找北大和清华的学运负责人联系,声称四通下属的公司企业准备给学生一些物质援助,并发表对学运今后走向的意见。
    不到半小时,兰敏和向阳就带来四五个学生。其中一个叫周永军,中上等个头,儒雅帅气。他很警惕地盘问了一番。我没介意,我知道当局诬蔑学生背后有黑手,学生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我有所准备,掏出了名片递给学生。学生借助路灯仔细认真地辨认。名片上写着“京元联合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誉虎”,下属四个公司是北京华成托运服务公司、北京京元科学仪器公司、厦门京元电子开发公司和厦门京元金属加工联合公司。
    周永军等几个学生耳语一番,同意回广场去商量,然后尽快派各校代表随我去公司开会协商。晚10点多钟,周永军带来八九个大学生,全是男姓,坐上向阳找来的两辆出租车,跟在夏利车后面,一直来到华成托运公司院内。
    会议室近40平米,学生们面对我坐在折叠靠背椅上。周永军要求看一眼营业执照。他的要求被满足。我推测周永军的经历非同一般。尔后得知,他是前政法大学学生会主席,是4月22日大会堂前3个下跪请愿的青年之一,现任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宣传部长。其他同来的学生有清华的何亮、李玉奇、白立舜,北大的赵体国、赵爱学、陈留才,还有2个名字不详。
    我开始了劝导式地讲话。我首先对这场学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指挥和参加学运的学生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认为这场学运对民主、自由和宪政的诉求,代表了近百年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尤其是“四二七”大游行将会永远载入史册,我由衷地称赞他们这一代大学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未来的栋梁,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同样也是学生运动、也是高自联的生命!正确的策略应建立在正确的判断上,正确的判断又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调查和了解上。那么什么是当今的国情?一党专政和听命于邓小平的300万军队,这是最大的国情!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党派,一盘散沙,或难听点儿说,乌合之众,怎么有可能一蹴而就?!怎么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国的改革和进步必须借重共产党内主张民主改革的力量。这有两大好处,一是切合实际、里应外合、循序渐进、事半功倍;二是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不会重演百日维新的悲惨结局!一个胡耀邦倒下了,不能让赵紫阳再倒下,要想赵紫阳不倒就别帮倒忙!别制造倒赵的口实!别给党内那些保守的死硬派制造倒赵的把柄!我还要着重强调,邓小平是军委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是太上皇!手无寸铁毫无经验的学生要求手握生杀大权的太上皇退位下台,能有几分胜算?一分也没有!邓主张改革开放,比陈云、王震进步开明。但邓小平只侧重经济改革,虽然多次强调也要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总不见行动,干打雷不下雨……,总是顺应保守派高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在此提请同学们高度注意,当今,邓小平的态度决定着改革的走向,决定着党内两派的输赢!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邓小平、陈云为首的政治老人都已80多岁,而且不在一线。三五年以后,只要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能坐稳坐大,而不是李鹏之流坐稳坐大,那未中国的前景就一片光明!”
    我猛抽了两口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当然,你们己坐失了几次大好良机,如今亡羊补牢吧!应立即停止对邓小平、杨尚昆的攻击。顺便说一句,杨尚昆是比邓小平还开明的改革派,他和赵紫阳的关系密切。因而这次运动的宗旨应规范为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坚持改革反对倒退、政治改革应与经济改革同步、反腐败反官倒等等,千万不要再去纠缠“四二六”社论与邓顶着干。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有一条,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要避实就虚,这就是策略。”
    我继续说道:“还有一个策略,就是见好就收!保存和积蓄有生力量!赶快撤离广场!撤离广场不要讲条件,越快越好!”
    5月19日早8点,我在华成托运公司召集全体员工开会,宣布公司要抽出大部分人力物力支援学生运动。然后我让会计和出纳分头带领几个人开车或蹬平板车去大量采购食品、饮料和水果。下午3点钟,华成托运公司的两辆解放牌10吨加长半挂卡车装得满满当当,用苫布盖上,用绳索勒紧,在波罗乃滋轿车的引领下开往天安门广场慰劳学生。此后5天,我们公司共运去8大卡车食品。在我的授意下,卡车的牌子被摘去。我确信,当局绝没有闲着,一切都在他们监控之中。
    5月20日上午10点,李鹏签署了戒严令。随后,我布置一部解放卡车,拉着食品饮料和水果,去丰台慰问戒严部队官兵,同时选派兰敏和另外两个能说会道的小伙子去向解放军宣讲事实真相,散发由厦门带来的传单,争取官兵对学生、市民的理解和同情,让官兵拒绝或消极执行戒严令。
    晚上9点左右,10多位学生如约陆续来到公司会议室。在我的主持下,学生们开始汇报动员工作的进展。他们几乎一致反映,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但有部分学生反对无条件撤离广场。何亮说:“知识界很多人也同意尽快撤离。万润南后天下午4点将在四通公司招集学生领袖开会,商讨撤离广场事宜。如果一切顺利,发表一个《凯旋在子夜》的文告,举行一个大游行,然后直接返校复课。”
    23日晚上的电视新闻如实地播放了下午的百万人大游行。
    “王总,有电话!”我接过电话,听筒里传来何延生的声音:“老王,我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老何的声音很大很激动:“今(24日)早四通收到香港传来的消息,《东方日报》、《大公报》和《文汇报》披露,根据可靠来源,昨晚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除了李鹏、杨尚昆的职务,由万里、李先念接任,赵紫阳只是请了三天病假,现已复出,仍是总书记,地位稳固!邓小平仍留任军委主席,而且戒严部队己后撤,卫星转播己恢复,香港可以从电视里看昨天百万人大游行,一系列现象可以印证学生运动胜利了!”
    我几乎不相信自已的耳朵,立即追问一句:“真的?!消息可靠吗?”
    “我今早亲自在四通总部听到的,四通内部已炸开锅了!这事我哪敢瞎编呀!”
    5月25日晚间电视新闻报道,李鹏当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三国新任驻华大使;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致电中央拥护戒严令;万里今晨因身体不适飞抵上海治疗。
    此时我心中对海外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己大打问号,但卫星转播再次中断应该属实。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精心筹划的骗局和阴谋:23日戒严部队后撤,新闻可以自由地实况转播,海外卫星电视传送恢复,精心编造李鹏下台和赵紫阳复出,这些都是在诱骗万里回国!因为万里在加拿大曾表态:学生是爱国的,戒严令违宪!万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二人都是中外皆知的改革派。政治老人担心万里若滞留国外,将会成为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一面旗帜,因而造此假像,骗万里回国。万里一下飞机即被控制。这个隐患解除了,邓小平就可以明目张胆为所欲为了。等到全国党政军意见统一之时,便是邓小平动手大开杀戒之日!
    【26日】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办公室处理业务,何亮领来几名大学生。何亮只介绍了其中一位:“这位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姓王。他想与你沟通一下,交换一下意见。”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学生领袖,一米七多一点,瘦削、清秀,典型的大学生装束,气质优雅但略显稚嫩(尔后在通缉令上发现是王丹)。几个学生簇拥着王丹,有些风风火火,似乎另有急事,没有落座。
    王丹说:“何亮他们已多次把您的观点和您对我们的支援告诉过我,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但是我的意见不被采纳,因为广场指挥部和高自联根据民主程序,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各高校代表通宵开会决定,依照毛主席的教导,依照五四青年运动的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派学生分头到工矿企业和农村去做宣传,发动群众……”
    不等王丹说完,我便急切地说:“你们发动工农民众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为时已晚!昨晚新闻李鹏亮相,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当局很快就要镇压你们了!你们的当务之急是撤离广场,头头们赶快逃走躲起来,赶快跑吧!”我边说边从上衣内侧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了数,然后交给王丹:“我没准备,这1800块你们拿去,赶快跑吧!我明天也离开北京。”
    觉 醒
    王誉虎在“六四”中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虽然当时未免牢狱之灾,但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他代表了民营企业家,即中国资产阶级的觉醒。在执政党内部发生重大分歧的时候,他不是超然化外,等待局势明朗支持胜利者,捞取经济利益,而是不惜倾家荡产,不计个人安危,支持改革派,支持民主运动。誉虎先生大事不糊涂,大节不含糊,这是他一生闪光的亮点。
    在中共内部,与世界民主潮流接轨,向民主宪政转型,或是政治上坚持冷战思维,向毛时代倒退,这样一场改革或保守的斗争,从1989年到今天,是一种拔河的状态,斗争一天也没有止息,且有部分当权的权贵资产阶级与毛派结合,企图扭转改革开放的车轮,在政治、文化乃至经济上全面复辟倒退。当前国家处在比1989年更严峻的复辟倒退的危险中。
    新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设“五老火锅宴”亲自把资产阶级请回来的。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
    “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毛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根本没敢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方面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
    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兼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为65%。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取消农业税是不可能的。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胡锦涛才能很有底气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要把民营企业家当作管理层使用,并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由科学社会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志。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
    2001年11月28日,中国民营经济论坛曾发表《民营企业家宣言》:
    大力发民营经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民营经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举措;以股份制为主要企业组织形式、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民营企业,是实现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企业社会化、资本社会化、经营社会化、人才社会化、资源社会化、福利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民营经济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沿阵地;民营经济是实现国企改革的重要依托,是安排劳动就业,吸纳消化改革中出现消极因素的主要管道;民营经济是实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社会基础;民营企业是实现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最好桥梁和窗口;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发展民营经济是增加税源、扩大税收、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办法;发展民营经济是新经济时代的呼唤,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祖国和人民。让我们勇敢地迎接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迎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迎接一个繁荣昌盛的伟大中国。
    这是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1989年后出现一种理论,说只要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GDP上升到一定数字,中国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中产阶级,那时中共就会自动放弃一党专政,民主政治就会从天而降,水到渠成。在这些人看来,1989年因为经济还未发展到一定程度,中产阶级还未形成,根本就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所以学生的示威、游行等民主诉求与行动,都是“超前”的,不合时宜的,被镇压是难免的,他们隔岸观火的立场是正确的。这个理论的偏颇是:中产阶级尽管形成了,强大了,如果他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甚至与权贵资产阶级勾结,“闷头发大财”,民主政治是不会到来的。
    希望民营企业家以王誉虎为榜样,与执政党的改革派,同呼吸,共命运,继续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特别要支持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不要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附庸。
     “六四”21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即民营企业家,人数已达600万人以上,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他们的贡献占三分之二以上。在财税、就业两大社会经济领域,是国家的顶梁柱。财税的贡献他们占60-70%,就业的贡献他们占80%以上。没有他们,政府不能运转,社会就要瘫痪。据最新统计资料,2009年,按实际控股权统计,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已达83.1%。 中国的资产阶级要善于把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实力。在决定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他们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该起更大的作用,有更大的发言权,成为反倒退、反复辟的中流砥柱。
     此文转自辛子陵为王誉虎《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一书所写的序言。 2010.12.23

辛子陵为《一企业主的六四情结》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