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共走向全面崩溃

 

2012年06月04日讯 知名亚洲事务专家、美籍华裔作家章家敦（Gordon Chang）曾在2001年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书中大胆地预言了中共政权将于10年内垮台。此后虽然中共专制政权在天怒人怨中勉强挺过了10个年头，但是章家敦在2011年12月末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不会收回当年的说法，并打赌中共将在2012年彻底垮台。

中国人不能自由地兑换美元

目前在大纪元网站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中国人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人，每天声明三退的人数也都在五万人以上，中共政权岌岌可危。以前只是中共的高级官员们知道人民币不可靠，他们都愿意把手中的钱换成美金来储存，以降低中共政权崩溃之后所带来的风险。时至今日，连一般的市民百姓也看出了一些苗头。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在电话中埋怨说，他想把手中的存款全部换成美金，但是银行对此有限制，他到银行去了很多次都没有兑换成功。他还大胆地推测说，如果准许每个中国公民兑换一千美元，也许不用打仗中共就会彻底瘫痪了。

章家敦在他的文章中做过分析，现在的中国大陆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实则暗潮汹涌，中国社会的变革正在急剧加速。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各地出现连串暴动，都有改朝换代的隐喻。他预测，2012年大陆某些小城或都市将发生抗暴维权且无法控制，由于人们想法相同，人民的反抗将挣脱中共的控制并蔓延至其它地区。章家敦以前苏联崩解为例预言，中共政权可能像突尼斯与埃及政府一样，在持续变动的时代中分崩离析。

中国不需要共产专制 中共垮台不会影响全球经济

美国外交官夫人韩秀早前在接受《大纪元时报》专访时表示，没有共产党中国会好太多了，“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一个党，没有这个道理。中国五千年，汉唐时代，那时哪有什么党？没有专制的东西，那个时候才会出现盛唐，才会有那样的文化与文明灿烂。文化与文明的灿烂都跟一党专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没共产党太好了，实在不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章家敦在发表专题演讲时说，中共的经济体制会像日本一样经历衰退泡沬化，而中共经过十八大权力接班的角斗之后仍会垮台，就像前苏俄和东欧、东德一样，中共垮台只会造成区域济经济影响，但不会造成全球致命影响，也不会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冲击。

中共即将崩溃的表面原因在于中共内外种种强大的冲击，内部权力倾轧、经济衰退、人民抗议等不安定因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共血腥镇压法轮功学员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中共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

三退大潮使中共走向全面解体

目前使中共最恐慌的利器是2004年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它引发了中国的全民精神觉醒运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中共的邪恶，三退大潮势不可挡，三退数位的迅速上升标志中共解体崩溃的步伐，因此退党大潮是中共走向解体的根本原因。

中共自建政以来劣行斑斑，但是多年来一直没出现重大的政权危机。然而由于江泽民等血债派镇压法轮功，彻底毁坏了人民的信仰自由与道德基础。如果中共没有镇压法轮功，也就不会有《九评共产党》问世，人民也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因此，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共镇压了法轮功，未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任何方案都无法回避法轮功，江泽民等血债派的罪行终将得到彻底的清算。 李净明：2012，崩溃

历史课本骗了我们七十年了

 

我们不能够总活在欺骗中

崔永元说：你可以不说，但是你不能撒谎！

现在看来，不能拿圣人的标准去衡量政客了。政治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喉舌是机械的，甚至是麻木的，有时毫无公允和客观可言。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武汉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军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伤了一条腿。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 － 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笔难尽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知道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说的漂亮不等于做的漂亮）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都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与小日本干过。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难道就是因为上面写着大日本皇军向国民政府投降向蒋委员长投降之类的字眼？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自己对那场战争都已经遗忘的差不多了。

七十年过去了，蒋介石动用70万国军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消灭了一支日军运输队。而且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常德保卫战中，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那场空战中，国军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de-tona-tor包20万个。

六十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日军投降书是什么样子。为什么G.C. party只宣传9.18日军侵华而不宣传8.15日军投降，不让国民看看日军投降书？难道仅仅是因为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或者是因为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日本皇军于1945年向中国投降的历史照片,仅仅留存在我们的眼中！

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复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在一次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访谈节目中，cctv邀请到了几位“飞虎队”，那几位老飞机员显然有点 “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怎么与国民政府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的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丝毫不顾忌党的脸面。也许是谈的太多了，于是主持人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延安”“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些傻了巴几的美国老兵一个劲的摇头，场面有些尴尬。这个节目在中央九套播出过，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白严松在台湾访问连战时的情景，当连战谈到抗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再次出现，我们的小白拼命将连主席的话头打住，场面甚是好笑。

我想问一句：难道抗战的历史真相就真的那么可怕？真会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过去的宣传真的是有“问题”了。

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的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

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的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

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去年诺曼底纪念仪式上佩戴着勋章，意气风发的二战老兵。

竟是什么使我们一次次把阶级矛盾凌驾于民族矛盾之上。难道所谓的“意思形态”真的能把中国人的心理扭曲到如此地步；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子孙后代。但我们错过了，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许是出于某压力或心理，对那场战争我们正在遗忘，而且是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

我们都要尊重历史！

看中国 - 历史课本骗了我们七十年了

啟蒙運動的影響: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

 

■圖片說明：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法國國王,最後被送上斷頭台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美國獨立　

　啟蒙思潮在歐洲萌芽，卻最早在英國的北美殖民地開花結果。隨著歐洲移民來到北美，啟蒙思想也隨之傳入，如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年）。他是英國人，後來移民北美，鮮明而強烈地支持美國獨立，在1776年初，他發表了《常識》(Common Sense)一書，強調美國獨立是天賦人權，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美國從英國「分離」是基於一種簡單的事實和「常識」，北美人民沒有必要繼續接受外來政權統治，解決英美危機的最佳途徑是美國獨立，在美國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呼籲人們與英國決裂，拿起武器反抗，獨立建國，把「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後代」。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因而他被稱為「獨立戰爭的號手」。當時美國只有二百五十萬人口，潘恩的《常識》在三個月內就賣出十二萬冊，最後銷售了大約五十萬冊，是當時僅次於《聖經》、影響力最大、傳播範圍最廣的一本書。 　

　其實潘恩在《常識》中強調的，就是奠定英美自由主義基礎的近代英國思想家洛克的天賦人權思想，但潘恩把它表述成一種常識化、口語化、淺顯易懂的文字，再加上他演說激情、富有煽動性，因而更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潘恩的名言是：「你們這些不但敢反對暴政而且敢反對暴君的人，請站到前面來！」 連美國的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也是被潘恩的《常識》說服和打動，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 　

　殖民地獨立的導火線是增稅問題。英國在十八世紀中葉七年戰爭戰勝法國，取得加拿大之後，為了支付龐大的軍費，未經北美十三州議會許可，陸續課徵茶稅、糖稅、印花稅等新稅。由於這些英國移民大多深受洛克政冶理論的形成，所以認為新稅是侵犯他們財產權的暴政。獨立戰爭在1775年正式爆發，華盛頓被推為民兵總司令，於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以美利堅合眾國為國號，並得到法、荷、西等歐洲國家的承認和支持。在1783年英國終於承認美國獨立。

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推翻了以君王、貴族、教會為中心的歐陸舊秩序，建立了斬制度。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歐洲的工商業與農業上的進步，已經動搖了建立在傳統土地所有制上的舊社會。而法國因為是啟蒙運動的中心，社會文化較進步，卻同時是舊制度缺點較多而改革式的開明專制最不成功的地方，所以首先爆發了革命。

　　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的關係密切，由下列人物的說明可知一斑。法王路易十六說：「這兩個人(伏爾泰、盧梭)光用筆桿就能斷送我的法國王朝」，法國貴族、教士也說：「一切都是伏爾泰的錯，一切都是盧梭的錯。」連拿破崙都說：「沒有盧梭，法國大革命就不會發生。」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導火線是財政問題。法國在17、8世紀間，屢次參加國際大戰，戰爭消耗而使國家財政破產，政府不僅無力償還，每年仍須舉借新債來彌補透支。路易十六迫於無奈，乃在1788年8月，下令召開中古傳來的立法機構─三級會議（Estates General），以期解決財政上的困難。這次召開的三級會議，恰巧成為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導火線。 　

　1789年5月，當三個階級─貴族、教士，和平民選舉出來的代表們，齊集在凡爾賽宮集會時，一開頭就因開會的程序問題而發生嚴重爭執。原來過去三級會議開會時，三個階級的代表分在三個會議開會，議案表決也以階級作為單位，即是任何議案若能獲得兩階級的贊同就能通過，否則，就遭否決。但是，在這次召開的三級會議，平民的代表們反對這種古老的辦法，主張三個階級的代表們同在一個會議開會，表決方式也改為一人一票。為了切斷不合理的傳統，平民代表們甚至主張將三級會議改名為「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路易十六初本反對平民代表的主張，後來迫於無奈，只得在6月27日接受，將三級會議改名為國民會議。平民代表首獲重大勝利，是為法國大革命的開端。

　　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十年間變化過程很複雜，而可分四個段落說明： 一、國民會議時期：　　三級會議改為國民會議後，路易十六為了預防平民代表們的過激行動，祕密調動一萬多名邊防軍，向巴黎與凡爾賽宮附近集中，消息經報章發表後，巴黎市民起而暴動，7月14日，攻陷王家堡壘─巴士底獄（Bastille），並將之拆毀。這事件代表民權的上升，與專制王權的沒落。因此，後來法國就定7月14日為國慶紀念日。 　

　10月5日，巴黎又有一批市民前往凡爾賽宮示威，而於六日強迫路易十六及其家人移居於巴黎城裏的杜勒里宮（Tuileries）。按著國民會議也遷至巴黎開會，這對後來局勢的轉變也頗具影響。7月，巴黎市民暴動後，各地居民受到影響，也起來暴動，攻打貴族府邸，搶劫修道院等，形成所謂「大恐怖」（Great Fear）。8月間，即是大恐怖時期中，國民會議迅速通過革除封建積弊的議案：國家稅捐不分階級公平負擔，廢除封建稅捐，取消什一稅；廢除農奴制度；革除貴族封號等，是國民會議第一項重要成就。 　

　國民會議第二項成就是在十二月發表「人權及公民權宣言」，規定「人人生而自由，享有平等的權利」，保證人民享有信仰、言論、出版等自由。

　　國民會議第三項重要的成就，是解決財政問題與改革教會。11月，國民會議通過議案，將幾占全國總財富五分之一的教會財產，全部收為國有，且以充公後的教會土地作為準備金發行紙幣（Assignates）。而以紙幣來清償原有巨額的國債，這就很快解決了長期困擾法國的財政問題。此外，國民會議還改革了教會，1790年7月通過「教士民法」，規定各教區神父、主教等均由該區信徒選舉產生等。 　　國民會議第四項重要成就，是建立新的地方行政系統，將全國畫分為大小約略相等的八十三省，省以下分為縣市，無論省長、縣長，或市長均由人民選舉產生。省設省議會，縣設縣議會，市設市議會，各議會議員均由人民選舉產生，而為地方行政的監督機構。

　　國民會議第五項重要成就，是制定憲法，採取三權分立制。司法權由各級法院執掌，行政權由國王及各級官吏執掌，立法權由民選議員組成的立法會議（Legistative Assembly）執事。不過，國王執掌的行政權由於受到許多限制，而使國王成為一位無實權的行政首長而已。這部憲法在1791年8月，經過路易十六宣誓遵守後生效。同年九月舉行大選，新選出的立法會議員接掌立法權，而使法國大革命又展開新的一頁。

　　國民會議主政兩年多，推動如上的重要改革，難能可貴。但社會上也發生如下的變化，而使法國革命走向激烈道路去：（一）大恐怖時期中，許多貴族逃亡出國，而那些貴族在邊境與外國勾結，從事各種反革命的活動；（二）教會財產沒收與教士民法實施後，引起許多教士反對，他們利用影響力，鼓動農民起來反對革命，致使各地民變相繼發生；（三）路易十六及其家人曾於1791年6月化裝逃亡，企圖與流亡貴族會合，但中途被人發覺而被押回；（四）法國革命實行民主，對鄰近各專制國家構成威脅，各國都有撲滅法國革命的意圖，其中尤以奧、普兩國最為積極；（五）法國內部因政見的不同，產生不少黨派，其中以雅各賓黨（Jacobins）、科爾達里亞黨（Cordeliers）等激烈黨派影響最大。由於上述那些複雜因素彼此激盪，就逐漸將法國大革命推向激烈的路途去。

二、立法會議時期：　　1791年10月，立法會議揭幕後，外交問題一時成為議員們最關心的問題，各黨派均主張採取強硬政策，而且通過議案，規定流亡貴族必須在1792年元旦前返國，否則就沒收其在國內的資產。1792年4月，法國向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提出如下的要求：撤退集結於法國邊境上的奧軍，並將逃居於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的流亡貴族驅逐出境。這種要求後來得不到答覆，法國便在同月20日對奧宣戰，這就是法國後來連續對外作戰23年的開端。 　

　法國對奧宣戰後，東北邊境作戰屢遭敗北，不少人懷疑路易十六及其王后將軍事機密暗中洩露給敵人知道，再加上激烈黨派人士的煽動，巴黎市民在1792年6月20日起來示威，衝入王宮，辱罵國王、王后。這一事件發生後，各國君主深感不滿，當時已經攻入法國的普奧聯軍總司令也在7月發表一篇措辭嚴厲的檄文，警告巴黎市民不得傷害王室人物，否則將毀滅巴黎，以為報復。這篇檄文本意在維護路易十六的王位與安全，但事實上卻害了路易十六，原來這篇檄文激起巴黎市民更大的憤怒。8月9日，他們又起來暴動，攻入王宮，路易十六及其家人被迫逃往立法會議的會場躲避。8月10日，暴動市民包圍立法會議，強迫立法會議通過如下兩項議案：一是停止路易十六的王權，將路易十六及其家人加以監禁；二是儘快舉行大選，重選議員，組織國民公會（National Convention），重訂憲法，法國革命從此又進入另一新頁。 三、國民公會時期：　　1792年9月21日，新當選的國民公會代表首次在巴黎集會時，恰巧聽到前一天法軍在瓦爾密（Valmy）擊敗普奧聯軍的消息，興奮的議員們就在當天通過將法國政體改為共和，並規定9月22日為共和元年的元旦，這就是法國第一共和產生之始。 　

　國民公會既然改國體為共和，監禁中的路易十六如何處置就成一問題，後經調查路易十六確有與外國勾結的罪嫌。1793年1月，乃將他以叛國罪處死。 路易十六被判處死刑的影響頗大，英國、西班牙、荷蘭、薩丁尼亞（Sardinia）等國先後對法宣戰，與原已對法作戰的普、奧兩國結成「第一聯盟」，圍攻法國。法國內部也由於路易十六的判處死刑，散居各地的保王黨人鼓動農民叛變，法國陷於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危機之中。 　　國民公會為謀對付各國的圍攻，除在1793年2月，臨時征召五十萬青年入伍，又在同年8月，制定征兵法，規定十八至二十五歲的青年男人均須入伍服役，法軍數目就迅速增至七、八十萬人，數量上超過「第一聯盟」各國軍隊的總和。再加上法軍經過革命思想的訓練，作戰有熱情，不僅阻止了各國軍隊的入侵，反而不斷向國外擴展。 　　國民公會除以征兵制來對付外患以外，同時也成立「公安委員會」來對付內部的叛變。公安委員會由國民大會推選九人組成，作為肅反的最高指揮機構，而這機構可隨時指揮全國軍警單位逮捕嫌疑分子，加以審判或處死。在公安委員會建立的一年多中，各地被捕處死的人多達數萬人，後來史家就稱這一段時期為「恐怖統治」。 　

　國民公會主政期間，黨爭頗為激烈，這在公安委員會中也表露出來。委員會的主席最初由丹敦（Danton）擔任，他在1794年4月被人鬥倒後，主席改由雅各賓黨領袖羅伯斯比（Robespierre）出任。羅伯斯比除了利用公安委員會鏟除異己之外，更欲樹立他的獨裁政權，引起國民大會內部許多議員的不滿。同年七月底，即在反對議員設計之下，突然捕殺羅伯斯比，下令解散雅各賓黨，結束恐怖統治，法國政局轉趨緩和。1795年8月，國民公會制定一項新憲法，法國政局又隨之步向另一階段。 四、督政政府時期：　

　根據1795年憲法的規定，國會由上、下兩院組成，再由兩院議員公推五人組織一委員會，作為中央各行政部門最高的督導機構。像這樣組成的政府，普通稱為督政政府（The Directory），是為督政政府產生的由來。 　

　督政政府成立後，遭遇到通貨膨脹問題。法國幾年來不斷對外作戰，國用浩繁，入不敷出，被迫增發紙幣。形成通貨膨脹，幣值跌落，物價上漲，薪水階級如公教人員、工人等生活日趨困難，貪污風氣隨之產生。

　　此時，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在對外作戰中卻有傑出的表現。1796年，他出任征薩丁尼亞王國的法軍總司令後，迅速擊敗薩軍，還佔領義大利北部各地。1797年3、4月間，他又揮兵北上，屢敗奧軍。10月間，迫奧國簽訂和約，將原屬奧國的尼德蘭（比利時）等地割讓給法國。拿破崙的輝煌勝利震驚了歐洲各國，法人更視他為民族英雄。 　　1799年，拿破崙憑藉個人聲望，利用一般人對督政政府的反感，聯絡了當時軍政重要人物，而於11月發動政變，逼迫國會選他為「第一執政」，此後法國政權就落入拿破崙手中，革命隨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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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独裁者为什么喜欢打人民这张牌

 

一切独裁者为什么喜欢打人民这张牌

老牌的君主，张口闭口，朕即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除了少数开明的专制君王如李世民者，还时不时念念“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水能载舟、亦能复舟”的民本经外，一般的君主并不忌讳别人说独裁，根本不拿人民说三道四。天下就是他的，民就是他放牧的羊群，想做什么尽管做就是了，何必张口人民闭口人民，烦。（当然，史学大家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的君主制不是专制制度，这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商榷。）
可是在新式独裁者手里，这种情况开始全面逆转了：我发现自苏联共上台到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大大小小的新式专制暴君，无论面临着怎样的国情，在怎样的权力格局里行事，最终的命运有怎样的不同，无不争先恐后地拿人民说事。明明是专制独裁，却要把人民挂在嘴上，这的确构成了现代社会一个奇怪而耐心寻味的政治景观。现代专制暴君为什么争先恐后地打人民牌？打人民牌对现代专制暴君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从公然以家天下自居，世代相承垄断权力传之久远，到想做君主而不敢，勉强做也做不长久，想独裁又不敢明目张胆，必须偷偷摸摸披上一袭人民的长袍，这肯定是一个进步，尽管这个进步是多么虚妄，充满了悲凉的讽刺意味。其中首要的原因，在于人民的重要性增加了。在现代政治中，人民成为最重要的砝码，再大的官也得把目光投向穷人手中那一张选票，人民因为掌握选票而在官员的天平上获得了举足轻重的特殊分量。人生而平等，国家只是公民之间的约定，公民与国家构成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你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权，我则答应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国家。天下为公，主权在民，这是自启蒙以来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也是现代以降，一切民主政体的核心枢纽。人权提高了，人的意识觉醒了。君主失效了，名声搞臭了，君权神授的那一套骗人的把戏也失灵了。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各主要国家先后推翻了帝制，也有的相互达成妥协，实行了君主立宪。还侥幸留在台上的君主，一个个夹起尾巴。“绞死国王！”法国人民在大革命中喊出的口号，言犹在耳，让天下一切残剩的专制暴君无不心惊肉跳。比起西方国家，中国迟至 1911年10月10日才爆发了辛亥革命，1919年才爆发以民主和科学为旨归的五四运动，但也曾有过民主宪政的实践。袁世凯复辟不过两个多月，就在天下一片讨伐之声中黯然收场。末代皇帝溥仪则学会了自食其力，再也没了在位皇帝的赫赫威仪。至于那些过世的帝王更不必说了，曾经灸手可热的权力统统失效，人人都可以向恶名在外的君主直吐口水。曾经帮助古代帝王上位的手段，都被现代科学无情地戳穿。这个时候，如果再说自己是君主，一定会群起而攻之，无异于自找麻烦。硬要给自己加冕，无异于与天下为敌，必将人神共愤。自洪宪皇帝匆匆倒台，此后近百年中国历史再无此类记载。
但独裁毕竟反映着人性，用叔本华的话来说那叫权力意志，是人性贪婪在政治领域的极端形态，只要人性里的恶在，独裁者就不会断了香火，只不过情势险恶（特殊），迫使他们不得不换一种隐蔽的手法。这个办法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就是人民。因为这时候人民吃香；在民主自由的天下大势之下，人民灸手可热，谁反人民，谁就要倒大霉；相反谁会巴结人民，跟人民讨近乎，得人民欢心，谁就能得到莫大的好处；谁有本事最深入地钻进人民内部，将自己名声与“人民”二字（而不是命运）捆绑在一起，成为这个庞大存在的核心，谁就有可能收复现代以来因民主革命而痛失的独裁领地，从而继续不显山不露水地重新主宰和奴役人民。
这是大大小小的新式专制暴君无不大念人民经的根本原因。如果把现代政治比作秀场，人民就是这些现代独裁者登台亮相必备的最好行头。名不正则言不顺；专制暴君打人民牌的第一要务是站队，亦即确保自己无条件、全天候地跟人民站在一起，无论心里怎么想，都要无条件地把自己妆扮成人民的忠实代表，无论如何不能叫人民感觉到自己的异己、离心离德、心怀鬼胎。因而在现代独裁暴君那里，他们立场是人民的，出发点是人民，他们的世界观里居核心地位的是人民，他们白天想着人民，梦里梦着人民，根本归宿还是人民，人民的苦乐荣辱让他们晨兴夜思、寝食难安。他们从生到死、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还想死后成为人民的儿子。
这些专制暴君纷纷走上前台，争先恐后地把人民抬到空前的高度。高兴的时候，还要情不自禁地喊上两声“人民万岁”。想当年，毛太祖挥动军帽在天安门城楼高喊“人民万岁”，而人民则涨潮一般报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人民与领袖眉来眼去、相互调情称颂的好戏达到了高潮，足以令历史上所有的老牌独裁者黯然失色、自愧弗如。拿人民说事，从此成为时髦。谁喊叫人民声音最响，谁抬举人民最高，谁的合法性就越大。没有人民这张背书，即使掌握了国家大权，心里也不踏实。明明谁当啥谁当啥都内定了，也要通过被称为人民代表的那些人表决一下，哪怕只是走走过场举举手。
斯大林，希特勒，毛太祖，金日成，金正日，苏加诺，马科斯，卡斯特罗，萨达姆，胡志明，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这些新式独裁者，无论型号大小、功业高低，没有一个不是打人民牌的高手。他们想做的事情，都是人民想做的；他们还在心里筹划的事情，无不指向人民的根本利益。经过这样的反复包装，无论多么坏的专制暴君，都成了人民意志的化身。人民就这样被代表了，实际上，是被反复“强奸”了。强奸了还没有地方还手，因为他说他代表人民，人民你怎么反对呢？想打你打不过，想告状你不知道该告谁，再说法院本来就是人民的，连流通的纸币都叫人民币，每一个国家权力机构前面都加盖了“人民”的符咒，真是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只能等死。
至于那些不知进退的反对者，完全可以以人民的名义还以颜色，轻则批斗会上让他们适可而止，实在不行，则打入另册，将他们从人民剥离，再高高地举起，投进凶险莫测的群众的汪洋中，就像文革中毛对待亲密战友刘少奇一样，绕开法律，让身居国家主席高位的共和国元勋百口莫辩，死无葬身之地，死后还要背上“叛徒、内奸、公贼”的恶名。从这些旷古未有的独裁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暴君手里，人民这两个字，是一件多么得心应手的武器啊！等到人民黄梁梦醒产生了强烈的受骗感，暴君羽翼已成，甚至已经世袭传承几世，暴政之船已安然驶过万重山了。
在以无耻为特点的现代专制暴君那里，政治本来就没有章法，只是一种实力与力量的博弈，无论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都可以统一于一种充满了流氓性的御民之术，没有什么正邪之分，也毫无道德可言，能玩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反正我死后哪怕它洪水齐天，等到实在玩不动了，那就听天由命、自认倒霉。但只要还在位，打人民牌的确给他们莫大的方便。人民不但为他们的权力背书，而且还为他们壮胆：无论所做所为与人民利益的距离多么遥远，只要把人民牌打出来，就没有人敢反对了，相当于一下子解除了对手的武装。
由于有人民壮胆，比起历史上那些老牌暴君，现代暴君胆量还要更大。希特勒可以携德意志民族之力罕然发动世界大战，对犹太民族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而不必担心为自己招来道义上的麻烦。斯大林可以随便制造理由屠杀几千万同胞和同志而仍然理直气壮，因为他说他是为了人民。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被斯大林残酷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生命都要被剥夺的最后关头，居然决无怨言不做任何反抗，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是为了人民，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在晚年毛太祖那里，玩弄人民于股掌几达化境。为了秘不告人的个人政治目的，他可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人民这一锅水搅翻，掀起滔天大浪，也可以在不需要人民的时候，通过半军管的办法，将狂热的人民机器轻轻地按下去，让它暂时熄火，谓之“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晚年的毛太祖已经把人民牌的通用打法，玩到一种非常高超的革命魔术的高度，到现在还有大批的毛左感恩戴德，除斯大林无人能出其右。
在毛太祖治下，人民被抬高到至高无尚的地位，而实则如同草芥，寂然无声地生生死死，不但没有自由说话的权利，连外出逃荒当乞丐都不能，饿死也只能饿死在村子里，否则就是给党抹黑。人民的土地也没有了，居住只能是在国有的土地上暂住，大跃进年代连人民做饭的锅都砸了，人民被赶进公共食堂，谁家冒烟就会有民兵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暴君自有他的逻辑：他说你是人民，你就只能听他摆布，因为人家不是说你也是人民吗？不感恩那就是不识抬举；他说你不是人民，你就不是，再想当也别想当成，因为你无非是想混进阶级队伍。这和“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网上流传一个笑话--铛铛铛有人敲门，上帝打了个哈欠，披上袍子：谁啊？来人：上帝啊，您能帮帮我们，把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吗？上帝：哦，你敲错门了。这是二十层，马克思住一楼。笑话说出了共产主义的虚无与欺骗。而“人民”两个字则是这一幕世纪欺骗大剧的拉风招牌。他们把“人民”二字写进宪法，然后有了很多冠以“人民”二字的场所和机构：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警察、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医院、人民剧场、人民日报、人民币。但是，我们发现世界上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从不这么叫，只有不是人民的国家才会这么叫，其目的就是给你洗脑，给你戴高帽，让你误以为自己真的当家做主了。“公仆”给“主人”戴高帽，是专制体制下最值得玩味的文字游戏和政治游戏。
人民招牌的全部微妙之处在于，它有时是包装，内外一新闪烁红光华丽无比，就像新皇登基的龙袍，那是上皇行令发威、威慑天下的必不可少的导具；但如果忽然想大开杀戒的话，它立马可以变形为一根带刺的大棒，且能大能小，可长可短，可以高高地举起，也可以轻轻地放下，有时甚至可以化有形为无形藏进意念之中，是现代专制暴君武库里能够找到的最得心应手的武器，以可以无限伸缩变形的“人民”大棒来比，孙悟空从东海龙王那里巧取豪夺搞到的如意金箍棒，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有了这样一件称心的新式武器，现代专制暴君等于将自己放置在金刚不坏的至尊和万能的位置，他们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千方百计用人民的油彩为自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向一切有可能妨碍独裁统治的潜在对手频频出招，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那些频繁发生的以“运动”称谓的较量中，现代专制暴君所向无敌，无论多么强有力的对手，只要面对人民大棒，都失去了还手之力。俗话说众怒难犯，人民就是多数啊，还有什么比人民公敌、独夫民贼更加孤立和可耻的呢？一个人在人民中生活惯了，一旦被人从人民这个庞然大物剥离，生生切割下来，那可真是孤立到尽头、生不如死了，通常连老婆孩子都要离你远去，更别说好不容易聚敛起来的名利地位、万贯家财。
在人民这个大棒之下，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理解更好，不理解慢慢理解。剥夺可以非常彻底，非常顺手，非常冠冕堂皇，对手通常连吭一声都不敢说，说出来也只能被人民的声浪淹没，为自己招来灭顶之灾。所有的剥夺都变得那么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天变了，地变了，时代变了，时间开始了（胡风诗题）。一切从头开始。既往的一切都要统统推倒，这叫改天换地。只有换思想换脑筋才能跟上时代。“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太祖在他的诗词里摇头晃脑地这样写道。
这一套人民崇拜，不但唬住了人民自己------人民正陶醉在万物公有、包括权力公有而不能自拔，突然看见了自己无比庞大的影子------它怎么会那么高、那么大呢？大到像个天地都搁不下的怪物，以至连自己都感到几分恐惧；而且唬住了那个时代最有头脑和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大家全都被这个突然到来、几乎是从天而降的人民至上的新时代搞晕了。思考成为不必要，脑袋成为多馀，伟大领袖早替人民想好了，所剩唯有欢呼颂圣，可是人民的欢呼早已排山倒海，知识分子们不大情愿的欢呼称颂成为多馀，因为与人民相比，他们的欢呼称颂不仅在分贝的大小，而且在质量上，都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在现代暴君看来几乎可以忽略。在这个以人民为关键环节的旷世骗局里，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人人都充任了帮凶，除了帮凶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他们过早地把头脑交给了暴君。他们交出了作为公民的第一、也是最后的武器：即与生俱来的言说与批评的权利，给新式独裁者拒绝监督推行专制暴政，自动扫清了所有的道路。
专制暴君是最危险的全人类公敌。争打人民牌，在推举人民的旗号下将人民劫夺一空，将人民变成他们后院里养着的一群只剩下活着的现代猪，这是现代专制统治的最大特点。对于那些总爱拿人民来说事的现代政治家，最重要的是分清真假，看他们是真爱民亲民、还是假爱民真独裁。当你看到有人不仅在口头上称颂人民推举人民，而且在行动上臣服于人民，对人民表示敬畏，心甘情愿地要将本来属于人民的选票还给人民，这个人可能是一位称职的现代政治家。当你看到有人喊叫人民喊叫得最凶最起劲、其实却决不愿意实行民主宪政，将本来属于人民的选票还给人民，反而用人民将人民各个击破、让他们相互撕裂、相互猜疑、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将人民高高举起再轻轻放下，想用的时候召之即来，不想用的时候挥之即去，将人民劫为人质，挟人民之威有滋有味地操作帝王御民之术的人，对不起，你一定是碰到新式专制暴君了：通过大打人民牌，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天下、子民、至尊的地位、可以世代承传直至万世的基业，他们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不想要的也得到了，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全都有了，而新式专制暴君所付出的，只不过是几句“人民万岁”的空洞口号而已。
潄杯水于沧溟博客

一切独裁者为什么喜欢打人民这张牌

 

一切独裁者为什么喜欢打人民这张牌

老牌的君主，张口闭口，朕即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除了少数开明的专制君王如李世民者，还时不时念念“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水能载舟、亦能复舟”的民本经外，一般的君主并不忌讳别人说独裁，根本不拿人民说三道四。天下就是他的，民就是他放牧的羊群，想做什么尽管做就是了，何必张口人民闭口人民，烦。（当然，史学大家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的君主制不是专制制度，这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商榷。）
可是在新式独裁者手里，这种情况开始全面逆转了：我发现自苏联共上台到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大大小小的新式专制暴君，无论面临着怎样的国情，在怎样的权力格局里行事，最终的命运有怎样的不同，无不争先恐后地拿人民说事。明明是专制独裁，却要把人民挂在嘴上，这的确构成了现代社会一个奇怪而耐心寻味的政治景观。现代专制暴君为什么争先恐后地打人民牌？打人民牌对现代专制暴君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从公然以家天下自居，世代相承垄断权力传之久远，到想做君主而不敢，勉强做也做不长久，想独裁又不敢明目张胆，必须偷偷摸摸披上一袭人民的长袍，这肯定是一个进步，尽管这个进步是多么虚妄，充满了悲凉的讽刺意味。其中首要的原因，在于人民的重要性增加了。在现代政治中，人民成为最重要的砝码，再大的官也得把目光投向穷人手中那一张选票，人民因为掌握选票而在官员的天平上获得了举足轻重的特殊分量。人生而平等，国家只是公民之间的约定，公民与国家构成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你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权，我则答应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国家。天下为公，主权在民，这是自启蒙以来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也是现代以降，一切民主政体的核心枢纽。人权提高了，人的意识觉醒了。君主失效了，名声搞臭了，君权神授的那一套骗人的把戏也失灵了。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各主要国家先后推翻了帝制，也有的相互达成妥协，实行了君主立宪。还侥幸留在台上的君主，一个个夹起尾巴。“绞死国王！”法国人民在大革命中喊出的口号，言犹在耳，让天下一切残剩的专制暴君无不心惊肉跳。比起西方国家，中国迟至 1911年10月10日才爆发了辛亥革命，1919年才爆发以民主和科学为旨归的五四运动，但也曾有过民主宪政的实践。袁世凯复辟不过两个多月，就在天下一片讨伐之声中黯然收场。末代皇帝溥仪则学会了自食其力，再也没了在位皇帝的赫赫威仪。至于那些过世的帝王更不必说了，曾经灸手可热的权力统统失效，人人都可以向恶名在外的君主直吐口水。曾经帮助古代帝王上位的手段，都被现代科学无情地戳穿。这个时候，如果再说自己是君主，一定会群起而攻之，无异于自找麻烦。硬要给自己加冕，无异于与天下为敌，必将人神共愤。自洪宪皇帝匆匆倒台，此后近百年中国历史再无此类记载。
但独裁毕竟反映着人性，用叔本华的话来说那叫权力意志，是人性贪婪在政治领域的极端形态，只要人性里的恶在，独裁者就不会断了香火，只不过情势险恶（特殊），迫使他们不得不换一种隐蔽的手法。这个办法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就是人民。因为这时候人民吃香；在民主自由的天下大势之下，人民灸手可热，谁反人民，谁就要倒大霉；相反谁会巴结人民，跟人民讨近乎，得人民欢心，谁就能得到莫大的好处；谁有本事最深入地钻进人民内部，将自己名声与“人民”二字（而不是命运）捆绑在一起，成为这个庞大存在的核心，谁就有可能收复现代以来因民主革命而痛失的独裁领地，从而继续不显山不露水地重新主宰和奴役人民。
这是大大小小的新式专制暴君无不大念人民经的根本原因。如果把现代政治比作秀场，人民就是这些现代独裁者登台亮相必备的最好行头。名不正则言不顺；专制暴君打人民牌的第一要务是站队，亦即确保自己无条件、全天候地跟人民站在一起，无论心里怎么想，都要无条件地把自己妆扮成人民的忠实代表，无论如何不能叫人民感觉到自己的异己、离心离德、心怀鬼胎。因而在现代独裁暴君那里，他们立场是人民的，出发点是人民，他们的世界观里居核心地位的是人民，他们白天想着人民，梦里梦着人民，根本归宿还是人民，人民的苦乐荣辱让他们晨兴夜思、寝食难安。他们从生到死、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还想死后成为人民的儿子。
这些专制暴君纷纷走上前台，争先恐后地把人民抬到空前的高度。高兴的时候，还要情不自禁地喊上两声“人民万岁”。想当年，毛太祖挥动军帽在天安门城楼高喊“人民万岁”，而人民则涨潮一般报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人民与领袖眉来眼去、相互调情称颂的好戏达到了高潮，足以令历史上所有的老牌独裁者黯然失色、自愧弗如。拿人民说事，从此成为时髦。谁喊叫人民声音最响，谁抬举人民最高，谁的合法性就越大。没有人民这张背书，即使掌握了国家大权，心里也不踏实。明明谁当啥谁当啥都内定了，也要通过被称为人民代表的那些人表决一下，哪怕只是走走过场举举手。
斯大林，希特勒，毛太祖，金日成，金正日，苏加诺，马科斯，卡斯特罗，萨达姆，胡志明，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这些新式独裁者，无论型号大小、功业高低，没有一个不是打人民牌的高手。他们想做的事情，都是人民想做的；他们还在心里筹划的事情，无不指向人民的根本利益。经过这样的反复包装，无论多么坏的专制暴君，都成了人民意志的化身。人民就这样被代表了，实际上，是被反复“强奸”了。强奸了还没有地方还手，因为他说他代表人民，人民你怎么反对呢？想打你打不过，想告状你不知道该告谁，再说法院本来就是人民的，连流通的纸币都叫人民币，每一个国家权力机构前面都加盖了“人民”的符咒，真是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只能等死。
至于那些不知进退的反对者，完全可以以人民的名义还以颜色，轻则批斗会上让他们适可而止，实在不行，则打入另册，将他们从人民剥离，再高高地举起，投进凶险莫测的群众的汪洋中，就像文革中毛对待亲密战友刘少奇一样，绕开法律，让身居国家主席高位的共和国元勋百口莫辩，死无葬身之地，死后还要背上“叛徒、内奸、公贼”的恶名。从这些旷古未有的独裁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暴君手里，人民这两个字，是一件多么得心应手的武器啊！等到人民黄梁梦醒产生了强烈的受骗感，暴君羽翼已成，甚至已经世袭传承几世，暴政之船已安然驶过万重山了。
在以无耻为特点的现代专制暴君那里，政治本来就没有章法，只是一种实力与力量的博弈，无论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都可以统一于一种充满了流氓性的御民之术，没有什么正邪之分，也毫无道德可言，能玩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反正我死后哪怕它洪水齐天，等到实在玩不动了，那就听天由命、自认倒霉。但只要还在位，打人民牌的确给他们莫大的方便。人民不但为他们的权力背书，而且还为他们壮胆：无论所做所为与人民利益的距离多么遥远，只要把人民牌打出来，就没有人敢反对了，相当于一下子解除了对手的武装。
由于有人民壮胆，比起历史上那些老牌暴君，现代暴君胆量还要更大。希特勒可以携德意志民族之力罕然发动世界大战，对犹太民族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而不必担心为自己招来道义上的麻烦。斯大林可以随便制造理由屠杀几千万同胞和同志而仍然理直气壮，因为他说他是为了人民。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被斯大林残酷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生命都要被剥夺的最后关头，居然决无怨言不做任何反抗，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是为了人民，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在晚年毛太祖那里，玩弄人民于股掌几达化境。为了秘不告人的个人政治目的，他可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人民这一锅水搅翻，掀起滔天大浪，也可以在不需要人民的时候，通过半军管的办法，将狂热的人民机器轻轻地按下去，让它暂时熄火，谓之“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晚年的毛太祖已经把人民牌的通用打法，玩到一种非常高超的革命魔术的高度，到现在还有大批的毛左感恩戴德，除斯大林无人能出其右。
在毛太祖治下，人民被抬高到至高无尚的地位，而实则如同草芥，寂然无声地生生死死，不但没有自由说话的权利，连外出逃荒当乞丐都不能，饿死也只能饿死在村子里，否则就是给党抹黑。人民的土地也没有了，居住只能是在国有的土地上暂住，大跃进年代连人民做饭的锅都砸了，人民被赶进公共食堂，谁家冒烟就会有民兵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暴君自有他的逻辑：他说你是人民，你就只能听他摆布，因为人家不是说你也是人民吗？不感恩那就是不识抬举；他说你不是人民，你就不是，再想当也别想当成，因为你无非是想混进阶级队伍。这和“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网上流传一个笑话--铛铛铛有人敲门，上帝打了个哈欠，披上袍子：谁啊？来人：上帝啊，您能帮帮我们，把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吗？上帝：哦，你敲错门了。这是二十层，马克思住一楼。笑话说出了共产主义的虚无与欺骗。而“人民”两个字则是这一幕世纪欺骗大剧的拉风招牌。他们把“人民”二字写进宪法，然后有了很多冠以“人民”二字的场所和机构：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警察、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医院、人民剧场、人民日报、人民币。但是，我们发现世界上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从不这么叫，只有不是人民的国家才会这么叫，其目的就是给你洗脑，给你戴高帽，让你误以为自己真的当家做主了。“公仆”给“主人”戴高帽，是专制体制下最值得玩味的文字游戏和政治游戏。
人民招牌的全部微妙之处在于，它有时是包装，内外一新闪烁红光华丽无比，就像新皇登基的龙袍，那是上皇行令发威、威慑天下的必不可少的导具；但如果忽然想大开杀戒的话，它立马可以变形为一根带刺的大棒，且能大能小，可长可短，可以高高地举起，也可以轻轻地放下，有时甚至可以化有形为无形藏进意念之中，是现代专制暴君武库里能够找到的最得心应手的武器，以可以无限伸缩变形的“人民”大棒来比，孙悟空从东海龙王那里巧取豪夺搞到的如意金箍棒，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有了这样一件称心的新式武器，现代专制暴君等于将自己放置在金刚不坏的至尊和万能的位置，他们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千方百计用人民的油彩为自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向一切有可能妨碍独裁统治的潜在对手频频出招，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那些频繁发生的以“运动”称谓的较量中，现代专制暴君所向无敌，无论多么强有力的对手，只要面对人民大棒，都失去了还手之力。俗话说众怒难犯，人民就是多数啊，还有什么比人民公敌、独夫民贼更加孤立和可耻的呢？一个人在人民中生活惯了，一旦被人从人民这个庞然大物剥离，生生切割下来，那可真是孤立到尽头、生不如死了，通常连老婆孩子都要离你远去，更别说好不容易聚敛起来的名利地位、万贯家财。
在人民这个大棒之下，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理解更好，不理解慢慢理解。剥夺可以非常彻底，非常顺手，非常冠冕堂皇，对手通常连吭一声都不敢说，说出来也只能被人民的声浪淹没，为自己招来灭顶之灾。所有的剥夺都变得那么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天变了，地变了，时代变了，时间开始了（胡风诗题）。一切从头开始。既往的一切都要统统推倒，这叫改天换地。只有换思想换脑筋才能跟上时代。“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太祖在他的诗词里摇头晃脑地这样写道。
这一套人民崇拜，不但唬住了人民自己------人民正陶醉在万物公有、包括权力公有而不能自拔，突然看见了自己无比庞大的影子------它怎么会那么高、那么大呢？大到像个天地都搁不下的怪物，以至连自己都感到几分恐惧；而且唬住了那个时代最有头脑和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大家全都被这个突然到来、几乎是从天而降的人民至上的新时代搞晕了。思考成为不必要，脑袋成为多馀，伟大领袖早替人民想好了，所剩唯有欢呼颂圣，可是人民的欢呼早已排山倒海，知识分子们不大情愿的欢呼称颂成为多馀，因为与人民相比，他们的欢呼称颂不仅在分贝的大小，而且在质量上，都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在现代暴君看来几乎可以忽略。在这个以人民为关键环节的旷世骗局里，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人人都充任了帮凶，除了帮凶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他们过早地把头脑交给了暴君。他们交出了作为公民的第一、也是最后的武器：即与生俱来的言说与批评的权利，给新式独裁者拒绝监督推行专制暴政，自动扫清了所有的道路。
专制暴君是最危险的全人类公敌。争打人民牌，在推举人民的旗号下将人民劫夺一空，将人民变成他们后院里养着的一群只剩下活着的现代猪，这是现代专制统治的最大特点。对于那些总爱拿人民来说事的现代政治家，最重要的是分清真假，看他们是真爱民亲民、还是假爱民真独裁。当你看到有人不仅在口头上称颂人民推举人民，而且在行动上臣服于人民，对人民表示敬畏，心甘情愿地要将本来属于人民的选票还给人民，这个人可能是一位称职的现代政治家。当你看到有人喊叫人民喊叫得最凶最起劲、其实却决不愿意实行民主宪政，将本来属于人民的选票还给人民，反而用人民将人民各个击破、让他们相互撕裂、相互猜疑、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将人民高高举起再轻轻放下，想用的时候召之即来，不想用的时候挥之即去，将人民劫为人质，挟人民之威有滋有味地操作帝王御民之术的人，对不起，你一定是碰到新式专制暴君了：通过大打人民牌，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天下、子民、至尊的地位、可以世代承传直至万世的基业，他们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不想要的也得到了，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全都有了，而新式专制暴君所付出的，只不过是几句“人民万岁”的空洞口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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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组图)

由 jackjia

网上找到的另外几张地图：

给孩子们看的地图册（中亚和远东地区）

上个世纪的美国版看世界（里根时代）

美国人心中的世界地图

美国人心中的世界地图

美国人心中的世界地图

美国人心中的世界地图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地图

北京人心中的中国地图

上海人心中的中国地图

重庆人心中的中国地图

东北人心中的中国地图

辽宁人心中的中国地图

山东人心中的中国地图

河南人眼里的中国

陕西人心中的中国地图

湖南人心中的中国地图

江苏人心中的中国地图

广东人眼里的中国

一个北方女青年心中的中国地图

香港人心中的中国地图

台湾人眼里的世界

韩国人眼里的世界

愤青眼里的中国地图

网民眼里的世界地图

習近平 訪美 '' 漏講 '' 的故事

★★★【習近平 訪美 '' 漏講 '' 的故事】中國時報 03-01
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期間唯一的公開演說，
用了不少時間敘述「鼓嶺」的故事。一些中國大陸的
資深記者說，這是中方領導人歷來 最成功的演說，
-------------------------- 因為故事 '' 內容十分感人'' !
其實，習近平的鼓嶺故事只說了一個面向。鼓領故事的全貌 '' 是很嚴肅的 ''，甚至是很悽慘的，而且是不公不義的。
習近平說的故事大致如下。一九九二年，習近平在福建工作，從報上看到一篇〈啊！鼓嶺〉的文章。故事的男主角是密爾頓.加德納 （Melton Gardner），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間，隨父母住在中國一個叫做鼓嶺的地方，後來回到美國成家、立業，總忘不了鼓嶺。然而終究未能再回到兒時故園。 加德納過世後，加德納夫人在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的幫助下，終於查明先夫所說的是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嶺。
習近平說，「放下報紙，我立即通過有關部門與加德納夫人取得聯繫，專門邀請她訪問鼓嶺」。一九九二年八月，習和加德納夫人見了面，並安排她去看了丈夫生前念念不忘的鼓嶺，「那天鼓嶺有九位年屆九十高齡的加德納兒時的玩伴，同加德納夫人圍坐在一起暢談往事……」。
習近平講故事，顛覆了「中國領導人喜歡講數字，美國領導人喜歡講故事」的印象（布希政府時的勞工部長趙小蘭的評論）。習近平這個故事，乍 聽之下非常感人，讓人對鼓嶺留下美好印象。但深入歷史，才知道全面的鼓嶺故事令人痛心疾首。選擇性的說故事只是代表共產政權的宣傳手法更見高明。
加德納（Milton Gardner）的鼓嶺回憶是一個世紀以前的故事。那個年代，一個美國家庭為 什麼會落腳在中國的福建？筆者在場聆聽時，第一個推測是：他的父母是傳教士。經過查證，果然不錯，加德納後來任教的加州大學物理系在歷史檔案介紹加德納 時，第一句話是「如果不是他的傳教士父親把他帶回美國以躲避拳匪之亂，他就出生在中國了」。這件文獻也指出，加德納出生後，在中國居住了九年。
為什麼在鼓嶺？因為鼓嶺氣候宜人，是當年西方傳教士在中國主要的退修（retreat，暫時「退」下以進「修」）地點，有不少別墅。影響所及，當地很多中國人是基督徒。
鼓嶺故事的悽慘之處在於以鼓嶺為基地的「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倪柝聲是中國近代史最出色的傳道人。二次大戰時，一些西方宣教士返回 母國，倪柝聲從他們手裡買下房舍，建立「執事之家」，做為訓練信徒之用。最有名的是一九四八年及四九年的兩期同工長老訓練，訓練結果在全國各地帶動了基督 教的大復興。當時倪柝聲發表的教材，至今仍為世界各地基督徒廣泛引用。
大陸變色後，倪柝聲到了香港，可是為了大陸的「群羊」，他不顧眾人反對，回到大陸繼續牧養地方教會，卻也開始了他長達廿多年的苦難。紅色政權羅織了一個又一個罪狀，其中之一是「抗拒土地改革」，因為他希望繼續使用鼓嶺的執事之家。他在一九五二年被關押，直至一九七二年離世為止。其間唯一獲准探監的是他的妻子張品蕙，而張品蕙本人後來也因為拒絕與倪柝聲離婚而遭受嚴重迫害，成為「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一年死在醫院的走廊上（因為無人為其醫治）。
在習近平的敘述中，鼓嶺的故事是一個美國人在身後圓了夢。真正的鼓嶺故事，是西方傳教士基於信仰，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把愛與希望帶到封閉落後的中國。完整的鼓嶺故事，是倪柝聲（以及千千萬萬的基督徒）為了堅持憲法所賦予的信仰自由而被迫害、至今未得平反。
習近平說的故事只是全部鼓嶺故事中的一小部分。後來的傳道人因為鼓嶺而遭到極大的迫害，習近平當然一個字都不會提。
習近平大概不知道，他與鼓嶺主角倪柝聲之間有個巧合：倪柝聲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離世，當天是習近平十九歲生日。
習近平沒有說到的鼓嶺故事告訴我們另一個事實：在專制腐敗的滿清，在共產政權蔑視的國民政府時代，人民擁有宗教自由，外國宣教士可以在中國自由傳教 ; 但今天的中國大陸，宗教必須服從政治。
source : 中國時報 / 劉屏專欄 Photo source :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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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man Nee -----倪柝聲----- 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
（德州協會新聞稿）美國華府消息,2009年7月30日， 美國國會眾議院表彰1972年為主殉道的中國宣道士倪柝聲（Watchman Nee），肯定中國基督教界這位偉大先驅的浩瀚屬靈成就。倪柝聲雖已為主殉道三十多年，但他的為人和事工仍然持續影響著中國上百萬的更正教基督徒。如今中 國境外有超過三千處的教會，包括美國國內的幾百處，都將倪柝聲視為他們屬靈和神學上的創始人之一。據估計，中國有一億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數百萬基督徒認 為自己是倪柝聲的屬靈後代。倪柝聲是第一位對西方基督徒具有影響力的中國基督徒，許多西方教會領袖以倪柝聲對全球屬靈文化的貢獻為榮。遺憾的是，倪柝聲的 著作在中國遭正式查禁；然而其屬靈價值卻為新一代的西方基督徒重新發掘。議員們希望有朝一日，倪柝聲的著作能在中國自由地出版發行。
（美國國會眾議院表彰中國-----倪柝聲-----全文如下）
★★★ 美國國會記錄 / Vol. 155 No. 117
2009年7月30日星期四, 華盛頓 / 眾議院
【 表彰 倪柝聲 先生 】-------------------
新澤西的史密斯先生發言：
議長女士，我今日起立發言，以肯定中國基督教界一位偉大先驅—倪柝聲其浩瀚的屬靈成就。
《今 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近日將倪柝聲評為二十世紀百位最具影響力的基督徒之一。倪柝聲雖已逝世三十多年，但他的為人和事工仍然持續影響著中國上百萬的更正教基督 徒。如今中國境外有超過三千處的教會，包括美國國內的幾百處，倪柝聲為他們屬靈和神學上的創始人。
倪柝聲一生全然奉獻，不遺餘 力，這從他的生平簡史可見一斑。他於一九二二年成為基督徒。三十年代，他至歐洲和北美洲訪問，在那裏講道演說。他的信息之後被彙集成冊，出版成書。四十年 代晚期，倪柝聲已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基督教作者、宣道者和教會建立者。一九五二年，由於信仰的關係，倪柝聲和其他許多基督教領袖遭中國政府監禁。
倪柝聲 從此未被釋放，儘管如此，他的一些書籍卻在六、七十年代大受歡迎，影響越發深遠，在美國尤為如此。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全球銷售超過一百萬本，成為 二十世紀的經典著作。一九七二年，他死於中國的勞改農場，享年七十一歲。他遺留的數封信函表明，他向神忠信直到路終。
議長女士，據估計， 中國有一億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數百萬基督徒認為自己是倪柝聲的屬靈後代。另有幾百萬基督徒因倪柝聲對全球基督教的貢獻（他是第一位對西方基督徒具有影響 力的中國基督徒），和他對全球屬靈文化的貢獻為榮。
遺憾的是，倪柝聲的著作在中國遭正式查禁；與此同時，其價值卻為新一代的西方基督徒重新發掘。我希望有 朝一日，倪柝聲的著作能在中國自由地出版發行。
倪柝聲死後，他的侄女前去領取他的遺物；獄卒交給她一張在他床邊發現的紙條。紙條上所寫的字，可看作是倪柝聲的信仰聲明：『基督是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
★★★★★ 這本書《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懇建你務必細看一遍！ http://www.lsmchinese.org/big5/03perfect/books/chapread.asp?bookno=07-057-003
這是目前美國賣得最熱門的屬靈書報
尤其在美國眾議院公開表揚倪弟兄之後 這本書在亞馬遜上大賣！
原文是他用英文寫的 中文也是他自己翻的 -------------
1952年，由于信仰的關系，倪柝聲和其他許多基督教遭監禁。儘管如此，他的一些書籍在六、七十年代大受歡迎，影響越加深遠，在美國尤其如此。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全球銷售超過一百万本，成為二十世紀的經典著作。一九七二年，他死于中國的労改運動，享年69歲。他遺留的幾封信函表明，他向神忠信直到路終。/ David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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