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 星期六
明鏡新聞網: 中共從未放棄用專政手段來維穩
明鏡新聞網: 中共從未放棄用專政手段來維穩: 香港蘋果日報 舉世矚目的汕尾烏坎村事件似乎暫告一段落，以汪洋為首的廣東省委採取懷柔與安撫政策化解「幹群矛盾」，贏得海內外讚賞；甚至有評論界認為以小汪為首的「黨內開明派」勝了一仗，中共在黨「十八大」前後很可能會局部揚棄用粗暴的專政手段鎮壓，包括異議分子在內的「不穩定因素」。 不...
明鏡新聞網: 乌坎土地抗争颠覆了“中国模式”
明鏡新聞網: 乌坎土地抗争颠覆了“中国模式”: 12月27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肯定农村政策对头，农村形势大好的前提下，提出“有必要大幅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分配比例”，这种政策微调能改变中国尖锐的“三农”问题吗？中国著名农村问题研究员姚监复通过对乌坎事件的解析，否定了中国改革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2009年...
2011年12月29日 星期四
周晓辉：披露毛太阳发迹史的高华先生一路走好
中国大陆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高华。（网络图片）
作者﹕周晓辉
【2011年12月29日讯】昨日上网，突然看到一则讣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于12月26日在南京逝世，享年57岁。虽然我从未与先生谋面，但几年前拜读过先生的大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后，就对先生尊重历史、秉承史实的治学态度所折服。
几个月前，一个在南京的朋友还通过邮件告知，他刚刚拜见过先生，当时先生被病痛已经折磨了三、四年，身体十分虚弱，但却依旧没有忘记治学，关心中国社会。谁料，才过几个月，就传来了先生离世的消息，让人慨叹生命脆弱的同时，亦哀叹中国失去了一位难得的“史官”学者。
高华先生的一位在北京的挚友在微博上写道：他是个难得的人，为人治学，均不可及。以他的才华，取功名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做危险的学问，为当局不喜的学问，禁区里的学问。在中国，做这样的学问，需要勇气，会付出牺牲。他一生贫寒，饱经风霜，连他的病，也跟这样选择有关。
诚如斯言。高华先生一生研究历史，从不将其作为牟利求名的工具，也不哗众取宠和矫揉造作，而是以诚实、正直的态度进行独立思考，并尽量还原历史真貌。他的那本享誉海内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正是其20年呕心沥血之作，自2000年出版以来就受到如潮的好评，而正是这本书让先生广为人知。该书虽在大陆没有发行，但网络电子版本和地摊盗版，已甚为普遍。
从书名来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讲述的主要是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成为“红太阳”的，也就是如何成为独裁者的。根据高华先生的描述，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残存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
通过高华先生的叙述，延安整风运动的残酷让人不寒而栗。书中谈到了这样几件事，可以看出毛的专横、残忍。一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中央研究院，95%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毛泽东大发雷霆，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遂动用权力，展开一场以王实味为靶子的反自由化运动。王实味被批斗，被囚禁，后被枪毙，其妻子30年后才知道其下落。
另一件事发生在1943年11月，中央总学委在康生、李富春指挥下举行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会，王明的妻子孟庆澍在会上据实反驳，搞的批判会没法开下去。于是毛下令停止举行这类大会，被批判者再也没有在大会上申辩的机会了。王明后来回忆说，当时博古曾被威胁，若不检讨，将被逮捕枪毙，博古痛哭了一整夜，才被迫写了交代材料。
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并且把这一条写进了中共“七大”的决议。于是，毛泽东成为了真理的化身、真理的代表，成为了“太阳”，成为了中共的独裁者。“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首次在延安响起，刘少奇、康生、周恩来等人皆拜服在毛的脚下。
毛泽东在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外，还为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龌龊的经验，如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确立新闻原则，如“党性第一”的原则、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和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像“引蛇出洞”、“另起炉灶”、采取激烈手段在达到目的后道歉等。上述种种手段和经验，在中共其后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华先生以历史学家的良心，向世人披露了被中共当局掩盖的毛的发家史，把中国一百年来发生的真实历史留给了后人，让每一个读者都不免深思。而他所研究的这一切，当然为中共当局所不喜，先生曾经遇到的压力亦非我等外人所能感知。
如今，高华先生虽远逝，但其皑皑白雪之志节，落落玉鹤之精神，萧萧松风之德操，业已为历史铭记。先生，一路走好！披露毛太阳发迹史的高华先生一路走好
2011年12月28日 星期三
什么是“海外反华势力”？2
作者：沈敏特|来源：文摘|日期：2011-12-28 08:30:08
她既非政府代言人，又不是政治学者，她的那几句话也不知是道听途说从哪儿飘到她的耳朵里来的，而她只是说说，说过了也就撇在一边，又去忙她自己的事儿(包括吃喝玩乐)去了，若不因为她是艳星，是没有记者会把她的话搬到报纸上去的。
就像我们中国很多老百姓天天骂“美帝”，只要不是正式的“政府的外交行为”，美国人从未当作“出了大事”一样，你骂你的，他过他的日子;可这位艳星，在中国却是声名大振，成了“声讨”的对象，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大人物”。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声讨”，是抬举了我们，还是抬举了这位艳星。在美国，没有哪个政治集团会在政治上依靠这位艳星，要请她来代表，她充其量是娱乐新闻中出头露面的角色。并且，由于年龄，我已知她在娱乐新闻中也早就“过气”。把她当作“声讨”对象，等于给她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真是千年难得的“抄作平台”。
据我所知，美国百姓的政治文化和我们的政治文化，理念迥然不同。第一、在美国百姓的心中，当政的政客或政治家是他们主要的批评对象，所以“总统上台，天天挨骂”(不但口骂、文骂，还有漫画骂)是家常便饭，绝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事件”;加上美国总统四年一选，总统挨骂也不会引起“篡党夺权”的联想，大不了影响连选连任，绝不会下台就成了什么“分子”。所以，扯到中国政治，他们习惯性地说几句和我们习惯性的“歌颂”不同调的言论，不是什么大事。把他们看成“海外反华势力”，一是打击面太大，二是太高看他们了。第二、美国的报纸不代表官方，在报纸上发表什么言论也不代表报社。就像凤凰台经常播出的一条标语，“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意见”。所以，艳星的言论，官方和报纸都不负责任。除非艳星亲自出面来道歉，谁也无关。可我们如此兴师动众来“声讨”，换来一个艳星的“sorry”，是“政治大丰收”吗，成本与产出对称吗?所以，我再一次不懂了!
我很困惑，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事儿，完全可以自己面对，自己研究，自己解决，却非得抬出“海外反华势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根据?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高估“海外反华势力”的人数和能量，连汶川地震碰到的问题，也要含着眼泪请出“海外反华势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佳献策?而“海外反华势力”魔力虽大，只要一提它，咱们就得饭不吃，话不说，事不做，却又容易对付，只要来一个“淡化”，咱们就旗开得胜，万事摆平?
我更不懂的是,所谓“海外反华势力”应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如是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哪个集团，哪个国家的哪个集团的哪个人物，我们只有搞明白了，才能有针对性地给以有效的应对或反击;可对于我们这些草民来说这个“海外反动势力”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就像小时候大人吓乎小孩的那个“大老虎”，一听说“大老虎要来了”，小孩一下子就屏住了呼吸，再也不敢哭出声来，却从来不知这个“大老虎”是什么模样的，它成了一道仅仅是令人感到恐怖，马上举手投降的符咒。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是有长进的。最近广东的乌坎事件，起初当地政府定性为“境外势力干扰”，不料这道符咒竟未生效，后来广东省派员撤消了这个定性，实事求是地面对了真相，才使这个事件有所缓解，获得了彻底解决的可能性。
我要补充强调的一点是，若是真有“海外反华势力”实实在在的插手，我们一方面公开应对，师出有名地反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必须冷静的研究和思考：为什么“海外反华势力”能够插手，为什么插手有效?辩证法的一个常识：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生效。一股脑儿的归因于“海外反华势力”，然后高奏凯歌，班师回朝，那是自欺欺人的胜利。
（摘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什么是“海外反华势力”？
作者：沈敏特|来源：文摘|日期：2011-12-28 08:30:08
人的知识是很有限的，凡是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可能恰是最无知的。有的人甚至被看成洞察一切的偶像，而自己也真以为如此，便任意指点江山，实践却证明恰是洞察不了太多的事情，闹出了大大的乱子，造成了大大的损失。所以，时时看到自己的无知，可能是使自己不至于太盲目的秘诀。
譬如，我们常挂口边的 “海外反华势力”，就是我至今没闹明白的一个词。
前些时候，我写了一篇短文，涉及到了一个太普通的常识，有一些海外媒体作了很常规的报道。于是我被告知，你的文章本身没有问题，但这个问题引起“国外一些媒体”的议论，最近一个时期最好不谈，最好淡化一下。我当然明白，这里的“国外一些媒体”绝不是指“国外友好人士”，因为他们的言论，绝不是“淡化”而恰是巴不得“强化”的对象。
按规矩，我不得不服从，但我不懂，真的不懂。我们吃饭、说话、做事，是我们生活的常规;我们只能力争自己别吃坏肚子，少说错话，多做好事;如果闹肚子了，就得调理饮食、服药治疗;如果说错了话，就得认错改正，提高素养;如果事没做好，就得总结教训，改进措施。这一切和“海外反华势力”毫无关系，它再怎么说，我们都得照常进行;更何况已经判定“本身没有问题”的事儿呢!总之，我们还得按我们的需要，吃饭、说话、做事。我们绝不能因为“海外反华势力”说三道四，就饭不吃，话不说，事不做。但丁那句众所周知的话，“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起码的自信、自尊和自爱。所以，我不懂“淡化”的奥妙何在!
我还不懂的是，如果真是有什么“国外反华势力”的言论侵害了国家利益，那是如何通过外交程序，或公开的澄清与反驳去应对的问题,岂能一声不吭地“淡化”;要相信“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公理，只要有理在手，何必淡化; “国外反华势力”无理的言论恰是我们澄清事实、阐明道理，在世界伸张正义的大好机会。我不懂“淡化”的威力何在!难道我们一“淡化”，“海外反华势力”就一败涂地了吗!
我更不懂的是，“国外反华势力”该怎样鉴定;文革中，我们在国内搞了不少冤假错案，在政治界线的划分上教训颇多，极需吸取，万不能把文革思维扩而大之，普及到国际上去。“国外反华势力”固然属于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在地球上，还是普通百姓多;他们不可能个个都是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对一个刚刚开放的中国不甚了了是大多数，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对外国不甚了了一样;若有什么误解，说几句不捧场、有疑惑，甚至不以为然的话，恐怕最于我们自己有害的办法，就是统统把人家打入“国际反华势力”。共产党没有执政以前，中国人的大多数对共产党也是不甚了了，我们能把他们都看成是“国内反共势力”吗!应该说中国人是经过了共产党60年的执政历程，才对共产党有了一点真正的认识，怎么能要求外国人必须深知中国呢!
譬如不久前，中国出现了一件事儿，有一个美国著名的的性感女星，说了几句很误解我们的话。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1-12-28/58454912.html
玉清心：萨尔茨堡的一部话剧 为何演了五百年
作者﹕玉清心
【2011年11月09日讯】有着九十多年历史的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当初是专为演奏莫扎特作品而设立的音乐节庆，所以当年叫莫扎特音乐节。近些年，像其它著名的音乐节一样，萨尔茨堡音乐节也越来越趋于国际化、现代化、商业化，在快速演变着。
音乐节的主体观众萨尔茨堡人和奥地利人，被外来的名流权贵和各式音乐爱好者取代了。好在本地本国人非常“识货”，并不太稀罕灯红酒绿的音乐节，他们更乐意在萨尔茨河北岸欣赏数场由莫扎特音乐学院乐队演奏的正宗莫扎特音乐会和看一场甚至多场在大教堂广场露天演出的话剧《每个人》。在那里他们能听到和看到传统的音乐和剧目，陶醉在旧日的文化气氛中，重温传统，感受神的召唤。
音乐节上奥地利人酷爱的传统主秀，除了莫扎特的音乐会，就是名为 《Jedermann》（德文：每个人）的一部话剧，每年固定在萨尔茨堡旧城的大教堂前面表演。这类道德劝说舞台剧，流行于欧洲十五、六世纪。《每个人》被公认是中世纪道德剧里的经典之作，目前有四个英文版本留传下来。
《每个人》剧情简介：
一位智者出现在舞台上，告诫大家：罪恶终会失去其甜蜜的滋味，犯有罪行的每一个人都将被审判。
上帝来到，讲述世人忘记了曾为他们舍身赎命的神的恩典，沉沦在罪恶中。因此，死神将有罪的每个人带往坟墓。
死神找到了“每个人”，告诉他上帝的旨懿，但他不相信面临的命运。他试图贿赂死神，但死神并不为之所动。他要求找几个伙伴共赴黄泉之路，死神同意给他时间来做这件事。
他找到了嘘寒问暖的友谊，提到自己将有一个长远旅程，友谊答应与他同行。可是当友谊得知坟墓是将要前往的地方，马上就抛下他而离去。
他的亲人一同走来，他们对他更加关爱，可是当得知要与他一起面对死亡后，也立刻掉头离开。
于是“每个人”召来了最喜爱的财富，向财富诉说自己的旅程，财富当即表示不跟随任何人走死亡之路。尽管“每个人”对财富苦苦哀求，但财富无动于衷。
“每个人”因为处处被抛弃，因而想起了善行（Good Deeds）。善行却只是虚弱地躺在一旁，由于“每个人”所犯的罪，使他无法站立起来。虽然他愿意跟随“每个人”前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要“每个人”去找知道（Knowledge），请他指明出路。
知道将每个人带到忏悔（Confession）面前，“每个人”在他们的帮助下用救赎的鞭子鞭打自己以洗清所犯的罪孽。善行也因此强壮了起来，他愿意在上帝面前为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作证。
接着“每个人”又找来美貌、力量、知识和智慧，他们都同意与“每个人”一起走完旅程。当来到坟墓前，他们又都一一离去。
最后当“每个人”走入坟墓中时，只有“知道”留在外面，善行始终跟随他到最后。出现在舞台上的天使宣布：由于“知道”的善行，每个人的灵魂得救。天使告诉观众，对世间每个人而言，美貌、力量、财富、知识、智慧乃至亲情，它们最终都帮不了你，唯有善行才可以。
一声凄厉的“Jedermann”，伴随大幕徐徐落下。这一声“鬼哭神嚎”几乎响彻全城，令所有听见的人都为之震惊。
在《每个人》剧里，角色都以隐喻化表现，从剧名到剧情颇为抽像但寓意深刻。这样一部话剧在告诉世人什么？人生如旅途，转眼百年。伴随人一生的名利情，救不了人的命，且生带不来，死带不走，而唯有善念善行能改变人的命运。这是五百年前中世纪欧洲人的正统道德观，人们相信每一件事物、每个人的言行都与道德息息相关。
人死后去哪里？善恶有报。每个人都要以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善恶记录，最后去接受神的审判，或上天堂，或下地狱……
《每个人》从十五世纪在欧洲各地上演，五百年里绵延不衰。上个世纪初，《每个人》开始在萨尔茨堡小城上演至今。萨尔茨堡不仅诞生了天才音乐家莫扎特，还为世人保留了《每个人》这部中世纪的经典道德剧目。如果莫扎特的音乐被后人称为神曲，那么这部舞台剧，可以称之为神戏。五百年里，神用这部话剧在不懈地提醒浑浑不知的世人，尤其在道德沦丧的今天，它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也令人感悟。平常这个教堂广场是开放的，但在表演当天，四周封闭，只有持票者才能进去。想不出一个临时搭建的露天剧场里能有多奢华，但一张二等座位票价是325欧元，并且时常早早售空。其实，在简易的围墙外面就有超大的电视幕墙在转播；当地电视台也在两小时后实况转播，萨尔茨堡全城大街小巷每个人都可以收看，只差“现场感”。
为什么上演了几百年，有人觉得枯燥乏味甚至有点儿费解的一部话剧门票，能卖到三、五百欧元，且一票难求？追求“现场感”的观众坚信，场内场外大不一样，有人甚至认为那是两重天。当走进剧场，恭恭敬敬地坐在舞台前，面对面倾听台上神的使者做道德劝说，像在聆听神的意旨，犹如上帝在降福音。观众对演出的谦卑，表现出了人对神的虔诚和感恩。信奉神的人能得到神的护佑，成为有福之人。
没有去萨尔茨堡看过演出的人，重温《每个人》的剧情，都能感受到神在呼唤，呼唤世间每一个人的良知善念。萨尔茨堡是欧洲游客最多的城市之一，淡季不淡。即便不是夏季音乐节，导游也会带你去老区的大教堂参观。因为那里是《每个人》的舞台，它像莫扎特的故居一样，是萨尔茨堡的经典、奥地利的国粹和欧洲的文明，更是一座为世人敲了五百年不衰的道德警钟。
2011年12月27日 星期二
陈破空: 深度、宽度与高度——纪念王若望先生
作者﹕陈破空
【011年12月27日讯】“将军白发征夫泪，”我第一次见到王老的时候，在我脑海中回荡的，是这一句古词。那是1996年冬天，在寒风凛冽的纽约中领馆前，王老和羊子大姐，参加百日囚车活动，抗议中共独裁。
寒风中挺立的，是王老的巍巍风骨。王老一生，三度身陷囹圄。国民党时代，因参加罢工，入狱三年；毛泽东时代，因批评共产党，入狱四年；邓小平时代，因参与八九民运，入狱一年多。
三度牢狱之灾，源于王若望先生怜悯弱者、抗击强权的天性，也足以见证他识别和反抗独裁的勇气与骨气。邓小平曾咒骂王若望“狂妄至极。”那是一个独裁者对批评者的定义。在独裁者那里，他自己怎么说怎么做，都不算狂妄，因为他有的是特权；而一个民间批评者，说什么，做什么，在独裁者看来，都是“狂妄”，因为他不能容忍；在邓小平眼里，老百姓没有权利监督政府，知识份子没有权利批评独裁者；只有他自己，可以高高在上，任意批评和教训别人，随心所欲地将别人投入监狱。
1993年，海外民运在华盛顿召开大会，王若望先生原本是众望所归的民运领袖，但旧民运的名利混战、中共潜伏势力的从中作梗，反而使王老遭到排斥，海外民运也由此进一步分裂。亲者痛，仇者块。中共高层随后总结海外民运，得出一个结论，八个字：“不成气候，不足为患。”
华盛顿大会之后，王老并不气馁，也不怨天尤人，而以乐观、豁达心态，继续从事民运，埋头苦干。*王老的一生，可以总结为六个字：深度，宽度，与高度。那便是** ：思想的深度，胸怀的宽度，道德的高度。*
针对旧民运的种种弊端，王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是一个贴切的说法。喝狼奶长大的人，需要挤出狼奶；在毛泽东血旗下过来的人，需要切除自身体内的毛泽东基因。旧民运的确存在诸多弊端，诸如：故步自封的小圈子病；实用主义代替理想主义；目的与手段相颠倒；等等。可以告慰王老的是，越来越多的民运人士，已经意识到，民运需要不断觉醒、不断反思、不断进步。新民运将摒弃旧民运的弊端。
今日中国，中共的专制横行，依然没有尽头；而中国民众的抗议、抗争、抗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当前，广东乌坎村民的持久抗暴，就是生动的写照。人们一直说，中国处在大变革的前夜，这个前夜，何其漫长！然而，黑夜就是黑夜，终有黎明到来、曙光初现的那一刻。为此，我们随时需要做好准备。海内外民运队伍，亟需成长、成熟。
以古稀之年流亡美国的王若望先生，未能等到祖国的光复，而于清贫中辞世。中国人迷信落叶归根，但是，我要说，对王老，很庆幸的是，他的遗骨留在了北美大陆，这片自由和阳光的土地。生不能为自由人，死也要做自由鬼。唐代诗人韦庄写道：“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又写道：“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我愿意以这样的心境，来看待王老不能归葬故国的情境。
王若望先生壮志未酬，虽长眠异域，却魂系故国。作为他的继承人，我们，海内外民运人士，更须汇集意志与坚韧，杜绝消沉与懈怠，执著于民主建国、民主救民的远大目标，矢志不渝。只要我们像王若望先生那样，具有思想的深度、胸怀的宽度、和道德的高度，那么，改观民运，进而改造民族、改变国家，大业可期。
（*2011年12月20**日，于纽约。在纪念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演讲。原载《北京之春》*）深度、宽度与高度——纪念王若望先生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一
韩寒: 谈革命 / 说民主/ 要自由 (三部曲合编)
谈革命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幺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幺。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
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幺，他们普遍觉得自由。
问他们需要公正幺，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
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幺，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幺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幺？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幺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 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
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 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
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 又是很好的例子。
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 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
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 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 幺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
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 被革命对象。
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 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幺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 秩序，收拾一下局面。
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 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
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幺？为什幺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 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
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
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
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幺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 过，你关心普选有什幺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幺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幺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 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
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幺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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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民主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
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
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
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
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
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
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
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
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
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 其他方而独大。
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功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有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
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
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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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由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
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
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
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
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
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幺样，不如想想应该怎幺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
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
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贵州政治异见分子陈西判囚十年
【贵州政治异见分子陈西判囚十年】RFA 2011-12-26 / 贵州政治异见分子陈西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罪成，判囚10年。陈西的太太向外媒透露，法官认为他丈夫所犯的罪，有不良影响，他更是重犯，所以判他入狱10年。陈西已表明不愿上诉，但强调自己无罪。
法官没有理会陈的代表律师的理据，而他所写的文章全在外国网站刊登。
今年57岁的陈西是08宪章的签署者。他于11月29号被警方诱捕，并被控发表30多篇文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陈西因推动中国民主曾至少两次入狱。早在1989年六四民运期间，他因参与运动入狱3年；1995年，他又因要求平反六四被判煽动颠覆罪坐牢10年，2005年刑满出狱。
【中国指控陈西“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周一开庭】RFA 2011-12-25/ 中国政府在上周判处四川异见人士陈卫“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并入狱9年之后，星期一将以同样的罪名开庭审理贵州知名异见人士陈西一案。
陈西的妻子张群选女士星期天向路透社证实，虽然贵州中级法院早前拒绝向家属透露指控陈西的所有具体罪名，但律师了解到当局以 “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起诉陈西，将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而当局的指控的依据则与陈西在互联网上发表的36篇文章有关。
周日晚间张群选女士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据路透社报道，张群选表示，当地法院将在12月26日开庭。
今年10月，“贵州国际人权研讨会”成员陈西与另外三名贵州异见人士因不满当地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存在内定候选人等行为，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但在10月19号晚，贵州警方突然查抄陈西住处，并没收电脑等物品。陈西随后于11月29日，被当地公安机关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在北京的维权律师江天勇表示，中国政府一个星期内连续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知名异见人士，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中国政治状况的恶化：
“在中国打压是越来越严厉，当政者它完全颠覆它自己的宪法。因为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局现在对民众不同的声音是越来越恐惧。靠打压异己、打压不同的声音是不能解决它的合法性的问题的。”
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显示，中国当局在今年初集中打击所谓“茉莉花集会”行动中，各地遭强制失踪、监禁或骚扰的学者及社会活动人士竟高达数百人之多。目前虽有部分持不同政见人士获得释放，但大部分人仍处于警方的监控之中。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国内近期一连串的严打趋势与当局高层的政治决策有关：
“今年一年中国民间运动有很大的发展，这些都使得当局可能会有些担心在今年12月会议上要把明年要防止过去这些有声望的、有影响的、有经验、有积累这样的 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包括民运人士和现在正在蓬勃发展的底层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要加以打击。”
12月23日，四川遂宁中级法院判处异见人士陈卫“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入狱9年。陈卫是继刘晓波的刑期11年，刘贤斌刑期10年之后，第三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当局判处刑期最长的政治犯。
王军涛表示，中国当局显然试图通过严厉指控罪名和刑期，在政治上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但他认为，鉴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变化，共产党的这种传统方式也正日渐失去效果：
“它想儆的百，它本来想警示所有的要挑战它的人，这些年特别是在陆丰事件发现现在这些抗暴事件越来越进入一种比较持久的、有组织的、有计划、有纲领的像这样的一些特征了。而且是在一个地域上的整体性的加入，还有就是草根的精英现在开始站在这个中间体现领导和组织的作用。所以说我觉得杀一儆百没什么效果。”
在北京的江天勇律师也认为，中国当局对政治异见人士的严判，无法从根本上阻挡社会民间力量的积聚和进步：
“在具体其中深受打压的人他们确实在承受这样的苦难，也不能说不给一些人造成心理上的恐惧，但是民众的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他不能够阻挠社会的前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只不过是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怎么样往前走？有多少人参与行动？而方向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
现年57岁的贵州知名异见人士陈西，曾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因组建“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入狱3年。
1995年，陈西又因公开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六四遭到逮捕，并在被囚禁10年后于2005年出狱。陈西的妻子张群选女士本周日向路透社表示，陈西将会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对当局的指控作出无罪申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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