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惹惱北京

明鏡新聞網: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惹惱北京: 更新時間 2012年1月13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2:12 Facebook Twitter 分享 轉寄朋友 打印文稿 最新民調顯示越來越多香港人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今天（13日）英國《泰晤士報》和《每日電訊報》的國際版都刊登文章，報道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拒絕「中國...

走向分裂 对抗和革命的中国 - 评论 -

 

2011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四川民运人士陈卫被判刑9年。 12月26日圣诞节刚过，贵州民运人士陈西又被判刑10年。接着，浙江当局对一批民运人士抓捕、抄家和起诉。中国当局在2011年圣诞节前后的这一轮政治迫害波，显然是落实12月13日中共政法书记座谈会和12月18日至21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决策。

根据中共1989年后形成的惯例，每年12月中旬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研究下一年的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的问题，制定计划，提前准备，部署应对方案。其中，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是重点防范措施之一，这样的措施既是为了清除下一年的政治事件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也是制造威慑心理效果，使“闹事者”不敢行动。
笔者认为，根据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和对中国现在的政治博弈的分析，中国当局的这类手法越来越没效果，不仅无法阻止目前的反对浪潮，而且制造了新的仇恨和动力，导致维稳更加困难，同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也造成更大的困难。
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是什么？不是什么少数人的捣乱和破坏，而是政治体制转型的压力。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转型，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直至被压垮。如果错误地以为目前中国的问题是少数敌对分子与境外势力勾结，恶意捣乱，那不仅是对中国现在的局势和问题的错判，而且是对数百年来人类现代化社会的进步及积蓄的政治智慧的无知。
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政治问题是老问题，是150年前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当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迫要在守旧与变革之中做选择，其间虽然也有争论和冲突，但中国人最终选择了变革。但是，作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变革开始时更注重经济和技术、轻视政治和意识形态。这样的跛足片面的现代化，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还给中国带来新的痛苦和灾难。 19世纪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跛足变革中挣扎了半个世纪。 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人意识到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使思想文化全面发展，才能实现现代化。然而，其后的国际局势和中国自身的问题没给中国这样的机会，经过一系列政治挫折和动乱，最终导致共产党上台。但仅30年，毛的极权治理方式就遭到受惨重的失败。
之后，中国本该回到原有的轨道，但是邓小平却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穷；而过去之所以没能解决穷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没有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而这又是因为国人在政治上有太多的分歧和冲突，其结果是政治动荡和社会纷乱。邓提出的纲领是，以党国暴政维持稳定，以稳定保改革促发展。他的基本判断是：发展经济应当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应当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有人捣乱，那一定是出于险恶用心；对这些心怀叵测的恶势力应当毫不留情地封杀和镇压，不给他们搅乱人心的机会。邓小平以为，只要铁腕维护政治稳定，保证经济改革，就会有高速发展；只要经济发展，就可以消解问题。
邓小平的思路确实给中国带来发展，但这不是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的功绩，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数千年来，中国历经劫难，但是总能在“白骨露于野”的废墟上，再创繁盛。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过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存勤奋劳动的故事。
正如历史上专制王朝必然由暴政、腐败最终走向覆灭一样，邓小平的威权治理最终也无法避免腐败和暴政的命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由于现代社会快速演进，暴政、腐败的蜕变速度也相应加快，甚至在几十年内，就严重到人民无法忍受的程度，于是人民不满、反抗，甚至造反。
邓小平的继承者延续邓的方针，一方面严厉镇压异议者，一方面又给大众一点甜头，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住稳定。但是，中国的群体事件却在频率、规模、持续时间和暴力程度等方面都迅速发展，而且越是发达的地区群体事件越多，也复杂。
其实，如果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导致政治更加不稳定，甚至国家分裂和内战。这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近乎常识的道理。在极权政体下，经济高度发展，在两方面给人民带来危害：第一，发展的机会、成果和代价不能公平地分配；第二，极权暴政威胁个人的安全。
专制权力导致腐败，这是中国几千年专制史上从未能解决的问题。即使政府官员清廉，但威权的政府仍然不能保证公正性；因为专制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意愿没有充分的表达机会，也不能获得平衡，而这是公共决策的前提条件。由于自由表达被压制，甚至致使人们对自己的利益不能形成准确、成熟和稳定的看法。事实上，在利益冲突中，只有通过公正的程序表达、争论，才能达致平衡，才能建立公正。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人们才能享有公正。
专制暴政给民众带来的安全问题，对中国人并不陌生。这是中国政治中的古老问题。然而，在现代社会，安全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对于前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专制暴君和酷吏常常是公开劫掠民众的财产，践踏乃至残杀百姓生命。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正当权益范围大大增加，人们不仅对传统的生命、人身和财产安全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增加了有关平等、尊严、机会、最低物质条件、幸福感等观念。经过现代权利意识启蒙，人们对于安全问题更加敏感，有更多的要求。
中国知识界受传统儒家历史观影响，总以为人民革命发生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活不下去的人们并不能对王朝造成政治颠覆的威胁，那些掌管资源和道义权威的人卷入造反，才会对王朝造成真正的威胁，而他们的卷入是由于正义和合法性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真正造成政治危局的是公正和安全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也正是来于这些问题。
中国当前的不满和反抗的根源是腐败和暴政，这不可能通过重判异议人士来解决，这种做法也不可能威慑住那些不满和反抗的人们。异议民运人士，是由于表达对于政体合理性的看法；不满的民众，是由于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这是两种不同的反对群体，循不同的反抗机制。但后​​者会向前者转化，统治者在以迫害前者的罪名镇压后者时，会给前者输送新的力量。因此镇压前者不会缓解后者造成的压力，虽然短期内可以避免后者大规模地向前者转化。
虽然，当局镇压异议人士不会解决大众的反抗问题，但确实可以影响大众反抗的政治发展方向和后果。当专制政权消灭了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成熟的理性和平的反对派领袖时，反对运动会变得更激进、更暴力、更情绪化。这不仅加大统治者的控制难度，而且会对未来政治转型造成更不确定的演变格局。
因此，2011年底中国的政治迫害波，在政治上不仅野蛮，而且愚蠢，使中国逐渐失去最后的和平转型的机会，促使中国走向分裂、对抗和革命。在政治迫害催生的充满愤怒和仇恨的革命中，中国政治前景有巨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将以极其难看和悲惨的方式被逐出历史舞台。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王军涛：电视台

第三次民主的浪潮（韩国民主化进程）

二战后韩国的政治变迁历程，是一部充满血泪与斗争的历史，是韩国民众不懈追求自由民主的历史。尽管举步维艰，但毕竟已走出了通过军事政变夺权或军人内部权力交接的恶性循环。在二十世纪后期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韩国实现了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体的过渡。

韩国之所以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能够实现民主化，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在促进韩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更起到了独特的、重要的作用。

汉城奥运会结束后韩国开发研究院发表的题为《汉城奥运会的意义和成果》的报告书中说，被调查者的56% 认为“汉城奥运会促进了韩国的民主化”，被调查者的53% 的人说：“这次奥运会后韩国国民的人权更有保障”，51% 的人说“奥运会提高了言论的自由度和公正性”，大多数公务员认为， 奥运会促进了行政方面的公开化和民主化。

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朴世直将汉城奥运会对世界的贡献归纳为10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奥运会是民主化的促进力量”。韩国人不仅仅满足于经济的发达，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实现平等、自由、社会正义和民主而奋斗。汉城奥运会开幕的1988年，韩国几乎同时完成了发展经济和实现民主两项历史任务。

1988年9月17日开幕的第二十四届汉城奥运会，历时16天，共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17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是历史上参赛国家最多的一次世界体育盛会。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1990年9月说：“我确信，在近代奥运会近百年的历史上，第二十四届汉城奥运会是一次最成功的大会。”

汉城奥运会像火炬，照亮了长久生活在殖民统治和军人威权统治黑暗中的大韩民族，使之充满自信地去开拓未来之路。在历时16天的奥运会上及奥运会前后，韩国国民用汗水、智慧、使命感和惊人毅力，共同修筑了汉城奥运会这座将永远留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金字塔。它对韩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使这个东亚半岛上的国家进入了历史的新时代。

1987年，即汉城奥运会的前一年，韩国当代政治发展史进入决定性阶段。学生运动和民众抗议斗争重新高涨，汉城各大学纷纷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全斗焕对汉城大学大三学生朴锺哲被拷打致死事件谢罪，韩国的中产阶级也积极投入到运动中来。6月，全国22个城市召开24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要求全斗焕取消“把修宪推迟到下届政府成立后的四'一三护宪措施”，要求保障人权，反对残暴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化和政治改革。全斗焕政权陷入空前的全面被动之中，其向民主政治转变已势不可免。

在民主化抗争达到最高峰的6月中旬，国际奥委会给韩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动乱继续扩大而无法收拾，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主办权。”国际奥委会的这个严厉警告，就像是敲在独裁者身上的丧钟，让当时的主政者不得不认清时势。为了政权不被摧垮，就必须向民意投降，只能顺应民意，作出历史性的抉择。

1987年6月29日，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兼总统候选人卢泰愚通过电视，向国民发表了八点民主化宣言（即“六'二九特别宣言”）。其内容是：采纳直接总统选举制；赦免反体制人士金大中等；扩大和保障人权；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实行地方自治；政府不得干涉大学、恢复政党活动自由；开展政治对话；进行社会改革。

尽管这出戏的大幕是突然拉开的，但剧本却是广大韩国民众历经数十载艰苦斗争的胜利果实。它是以中产阶级和大学生为先锋和主角的民众，在长期的民主进军中夺取的重大胜利。

“六'二九宣言”揭开了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新纪元，开始了现代韩国的政治转型。1987年12月，卢泰愚因在野党的分裂而渔翁得利，当选韩国总统。卢泰愚执政之后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借奥运会水闸的开启，一旦打开就无法关闭了。

汉城奥运会一结束，全斗焕夫妇因家族贪渎敛财而公开向全国国民道歉。任期届满后，他隐居江原道仁济白潭寺，过了两年暮鼓晨钟、草灯独对的佛门生活，以对其独裁统治期间的深重罪孽闭门思过。后经国会与检方的深入调查，并成立“五'一八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起草相关法律，于1995年10月，在“匡正历史”的名义下，将两位靠武力政变夺权、上台后实施屠杀暴政、手脚又不干净的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一起送上了审判台。两位前总统同时带着手铐上法庭受审，开韩国宪政史之先河，是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在民众铺天盖地的要求民主化的运动面前，为使政权不被反抗洪流冲垮，先后三位总统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都通过争办奥运，试图缓和国内气氛。朴、全、卢三位总统曾先后担任申奥决策者、体育部部长和汉城奥运会组委会委员长。客观地说，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为奠定汉城奥运会成功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2年12月，金泳三当选总统。他是32年来韩国第一位文人总统，也是长期为韩国民主化而斗争的民主斗士。金泳三认识到自己肩负着巩固民主政治的历史使命，上台后大胆采取措施，清算威权主义、实行军队改革、扩大政治参与，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成熟、民主的新韩国，并承诺为“五'一八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为“五'一八运动”正名平反，将光州事件爆发日定为“韩国民主运动纪念日”。

金泳三宣誓就职的第三天，便向全国公布其个人及家庭成员的财产。之后，政府各部门高官、国会议员、司法高官均上行下效，陆续公布个人和家属的财产。金泳三政府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按民主形式进行选举，与各在野党开始合作。此后，韩国又经过深谙世界民主政治精神要义的领袖金大中时代和当今的卢武铉时代，民主化进程稳步前进，步入更加健康成熟和稳定的轨道。

韩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家金容沃说：“汉城奥运会成为韩国独裁者加诸自身的枷锁；奥运会对韩国是很重要的‘历史线’，把全国人民的历史问题全都压缩在奥运，大韩民族利用奥运达到民主，奥运则是韩国民众争取民主的战利品，不能低估它在民族历史中的意义。”哲人所言极是，经过斗争苦难的洗礼，一个新的民主韩国出现在世界东方。

韩国历史告诉我们，汉城奥运会是一次为追求民主化的国家的“希望的奥运会”，它使韩国民众的民主梦终于能够实现。这是奥运的光荣，也是韩国之骄傲。

(作者：楚韩)

第三次民主的浪潮(台湾民主化进程）

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西方思想文化的引入，人民民主意识的不断萌发，台湾人民越来越对蒋氏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不满，要求政治民主化，1979年12月10日，二万多名民众聚集在高雄市参加庆祝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三十一周年纪念会。这场原为表达言论的演讲集会，到最后演变成警民对峙，暴发了自中坜事件以来党外民主斗士和蒋家政权间最大的冲突，主要组织者也被当作叛乱犯遭到军法审判。这就是成为台湾民主化转折点的“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当年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较量。

“美丽岛”其实是一本杂志的名称。不难发现，台湾早期的台湾的反政府运动，常采发行杂志的模式。这是因为当时新闻媒体长期由国民党政府垄断，在野势力只有自行创办杂志来进行小众传播。五十年代，以《自由中国》半月刊最受瞩目。到了七十年代下半叶，先有《台湾政论》月刊昙花一现，其后《八十年代》月刊和《美丽岛》杂志各领风骚。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社以纪念“世界人权日”为由，向国民党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集会游行，遭到拒绝。但杂志社还是决定照常举行游行，后来与国民党派出的大批军警发生了冲突，国民党政出动镇暴部队、镇暴车和催泪瓦斯全面围剿，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第3天，国民党当局开始大规模搜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共152人以“涉嫌叛乱罪”被拘捕，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1980年三四月间，经审判，施明德被判处无期徒刑，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和吕秀莲等6人有期徒刑12年。另有30多人被判处4—6年的徒刑。此后，一群具有正义感的民主人士组成了律师团，为被捕人士辩护。

我之所以认为“美丽岛事件”是台民主进程中的转折事件，就是因为，这次事件聚集了许多后来成为台湾政治舞台主角的人，可以说改变了台湾的政治——许信良、施明德和姚嘉文后来成为民进党主席，吕秀莲成为现台湾“副总统”，而今台“总统”陈水扁、“行政院长”谢长廷都是当时为美丽岛辩护的律师。这些人物也成为后来民进党的核心。而这个“民主斗士”、“政治受迫害者”身份也成为他们其后参政的重要资本。

一九八六年台湾第一个本土性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以下简称民进党)历经千辛万苦的组党运动，终于在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宣布成立（9月28日是孔子诞辰，台湾的教师节）。台湾新闻媒介用“抢摊”一词来形容民进党的成立，因为其抢在蒋经国解除党禁前成立。自70年代以来（再早是60年代），台湾的国民党外组党活动一刻没有停止过，民进党的成立同样是党外组党势力多年来与国民党抗争的结果，是岛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在台独裁专制时代的结束。

当然，当时的蒋经国有权力取缔民进党，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蒋经国作为蒋氏王朝的捍卫者，看到随着台湾社会经济全面进步，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专制与潮流相悖。早在民进党成立前的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说，国民党正在研究开放党禁问题，很快会达成结论，但“任何新党都必须遵守宪法，支持反共的基本国策，并与台独运动划清界限”。他把“遵宪、反共、反台独”作为建党“三原则”提出。在此后10月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讲话时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接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我是非常喜欢蒋经国先生的，是他高度的责任感与治理才能，将台湾推向了繁荣，而他的作为专制者的开明，将台湾引向了民主社会。当然现在有人指责是蒋经国政府纵容了具有台独性质的民进党，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当时的民进党的核心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台湾本土人士，又是之前“美丽岛事件”的“受害者”，他们在本土群众中声望较高，而本土群众也一直希望成立一个能代表他们声音的政党，因此，在当时，取缔民进党是不明智，有可能会再次引发本土民众的强烈不满，加剧社会矛盾；当时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可以说并非某一人的责任。

此后，长期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于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自1950年5月20日开始的长达38年的戒严令，其后又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地区开始进行一场继“经济奇迹”之后的政治民主化。从整个亚洲的角度来看，它的渐进式改革与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可说是亚洲民主改革国家或地区中的少数特例。

国父孙中山曾把“建立民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虽然蒋介石曾在1946年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在迁台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但是，这部宪法的制定并没有得到当时主要民主党派的参与和制定，其虽有欧美宪法的一些自由平等的条款，并糅合了一些政协宪草决议的词句，但是这部宪法中关于人民民主权利的条文根本没有实现。在国民党迁台后，1950年5月20日，发布戒严令，封闭劝导，限制出入境，实行军事管制，停止“宪法”中一切保障国民自由的条款的施行，并颁布《动员戡战时期历史条款》作为统治权力的法律依据。所以说，当时的“宪法”是不符合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的，所以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修宪”未必不可，因为民众也要求“宪法”回归正常。

我这里所说的修宪，是指1991—1994年的修宪，并非今天被赋予了台独含义的陈水扁修宪。从法律角度来看，原来的台湾宪法服务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适宜民主制度，而且其有许多漏洞并且。并且，宪法所体现的都是国民党的一党意志。所以，从健全法律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修宪行为，并没有太多过错。说起修宪，就要从1990年国民党政争说起。1990年第七届总统改选，由于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采用之副总统人选及决策方式有所歧见，国民党领导阶层爆发严重之权力斗争，形成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当时的台湾社会正处于“后蒋经国时期”的混乱阶段，强人威权体制的松动提供了政争的温床，国家领导的权力重分配由“政权接班”的抢夺而浮上台面。当时台湾社会依然笼罩在“动员战乱临时体制”之下，国家总统的产生，必须由资深代表所把持的“万年国民大会”所选出。而这些资深代表都是一些高龄的国民党老党员，这些党员基本为外省人，有些年龄还高达90多岁。自“二二八”以来，台湾的本省人与外省人矛盾一直存在，本省群众认为台湾领导人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而非他人。三月初，台湾学运与社运团体积极会商台湾局势，并在3月10日联合签署一份〈还政于民、重建宪政〉的声明，声明内容指出政治危机的根源在于宪政体制，而非国民党的内斗，最大的问题是临时条款与国民大会的存在。成大经纬社参与了声明联署，并开始在校园间进行理念启蒙工作。3月14日，台大学运团体率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静坐抗议，并向社会提出行动诉求：要求国民党提出废除临时条款、终止动员戡乱体制、解散国民大会的民主改革时间表，引起社会瞩目。19日，校际会议以台湾固有品种，象征着台湾自主性的“野百合”为此次学运的象征。这就是著名的“野百合学运”。

李登辉接受了学生的要求，于1990年6月召开了国是会议，确定了修宪原则。1991年4月一届国大二次会议，采取“不改宪法，只增条文”的方式，通过“宪法增修条文”10条，结束“战乱”，“全面改造中央民意代表”，将“中央民代”的产生地限定在台澎金马地区，并规定举行第二届“国代”和“立委”选举。进行了第一阶段修宪，李登辉宣布中止“动员战乱时期”；1993年3月年3月20日至5月30日召开“二届国大一次临时会议”，将“宪法增修条文”增加到18条，“总统”有“国民大会代表”间接选举改为“有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选举”，但选举方法是“公民直选”还是“委任直选”尚未定论；此为修宪第二阶段。1992年12月第二届立委选举，民进党获得50席，成为第一大反对党，打破了长期以来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局面。1994年5月2日至7月29日，召开“二次国大地四次临时会议”，决定总统由公民直选。1996年，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选，李登辉当选“总统”。

这三个阶段的修宪，将台湾的民主进一步推进，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选举体制。但同时，由于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后来的行政效率低下等不良后果。但是民主制度的完善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台湾的民主制度改革应当继续走下去。

2000年总统大选时国民党一次严重分裂，国民党提名时任副总统的连战参选，前台湾省长宋楚瑜则退党参选。选举过程中，宋楚瑜的选情原本被看好，但在国民党议员揭发兴票案丑闻后急转直下，选举结果最终陈水扁以39.3%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胜过第二名宋楚瑜的30%得票。国民党提名的连战更低于陈宋二人导致国民党支持者不满，进而再分裂为宋楚瑜的亲民党，并在选后多次在国民党党部门口发泄不满，导致市容瘫痪，附近学校学生停止上课。

陈水扁于5月20日就任第10任总统，实现中华民国首次政党轮替以及政权和平转移。

清华研究报告警惕“转型陷阱”遭中共封杀

 

清华最新改革研究报告出炉即遭中共封杀。（网络截图）

——“转型陷阱”概念触动中共神经

清华研究报告警惕“转型陷阱”遭中共封杀

【2012年01月09日讯】（记者骆亚报导）元月9日，清华大学公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刚发表数小时，就惨遭中共全面封杀，不但在中共的喉舌新华网上遭到删除，连在大陆几大门户网也未能幸免。

清华大学的这份研究报告，针对中国体制改革陷入困境，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指改革中途“不想过河”，认为是改革和转型过程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该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并盘点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说明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的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

清华研究报告提“转型陷阱” 快速夭折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导，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主笔撰写的报告，针对中国体制改革陷入困境，说最需要警惕的是“转型陷阱”，即必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摸着石头过河”。

报告指出“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时事评论员洪维撰文认为，这里所指的利益集团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是指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的财富，断掉非权贵（尤其指广大中小企业）通过勤劳与智慧公平获得财富的出路。而“权贵资本主义”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吉林的一位民众也认为，这些垄断者十分疯狂地掠夺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而后移民国外。烟台的一位民众表示，贪官污吏摸金子过河，老百姓则奄奄一息。

用关键词清华大学报告：中国须警惕“改革中途 不想过河”在谷歌上搜索，可以看到大概有17.3万个相关结果；但在百度上仅有2百多个结果。这篇中青报著名记者的文章，介绍了清华研究报告，刚引起关注就被迅速删除。包括新华网、中国经济网、21CN、腾讯、中青网等均删除了该文，连常以“港媒”自居的凤凰网也未能幸免，在删除前，该网站显示已有15,718人参与评论。

清华最新改革研究报告出炉即遭中共封杀，常以“港媒”自居的凤凰网也未能幸免。（网络截图）

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清华大学的研究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报告认为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症状之二，改革动力的丧失。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仇富”与“嫌贫”日趋严重，普遍的不平衡感导致绝望感。

症状之四，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而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维稳模式，最终结果激化社会矛盾。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专家：利益集团坐大、权力市场化是必然结果

对清华的报告，海外政论家文昭向记者表示，这篇报告突破了一些禁区，直面了一些社会弊端，可以看作是国内的部份知识份子在做出努力，力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示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

但文昭同时否定了清华研究报告的结论，他认为，准确地说，利益集团的坐大，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它们本身是结果，而不是引起改革停顿和所有社会弊病的原因。根本原因是“改革”基因。简单地说，共产党的改革有一个前提，就是党和政府必须是改革的受益者、而不是受损失者。所以，利益集团坐大、权力市场化是这个基因生长出的必然结果。

他举例说，人们常说朱镕基的国企改革让职工下岗是不得已之举，没有效益的企业必须放弃。但是改制过程中为什么厂长经理们化公为私，成了巨富。而没有像东欧前共产国家一样，让员工持股，这样员工主人翁地位落实了，积极性也提高了，也不用大规模解雇，何乐而不为？

他表示，这有个根本原因，东欧国家的国企改制只有在共产党倒台的情况下才能推行，因为这个过程对共产党的官员们毫无益处。而民主政府的官员如果不做，民众可以把你选下去，所以在民主的体制下可以有这种改制。

他进一步解释说，所有的政策需要官员去执行，如果他们的利益不能优先得到满足，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后续的改革措施就会受到他们抵触，那么朱镕基主政的地位也会受到动摇。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好总理”的朱镕基从来没打算让普通职工成为企业的股东，而是把他们直接解雇了事的原因。

第三次民主的浪潮 （南非曼德拉）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８日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一个部落酋长家庭。１９３８年进入黑尔堡学院，后又就读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６年在约翰内斯堡当开业律师。

曼德拉自幼性格刚强，崇敬民族英雄。他是家中长子而被指定为酋长继承人。但他表示：“决不愿以酋长身份统治一个受压迫的部族”，而要“以一个战士的名义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他毅然走上了追求民族解放的道路。曼德拉１９４４年参加主张非暴力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１９４８年当选为非国大“青年联盟”的全国书记，１９５０年任非国大“青年联盟”全国主席。１９５２年先后任非国大执委、德兰士瓦省主席、全国副主席。同年年底，他成功地组织并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赢得了全体黑人的尊敬。为此，南非当局曾两次发出不准他参加公众集会的禁令。１９６１年，他领导罢工运动，抗议和抵制白人种族主义者成立的“南非共和国”；此后转入地下武装斗争，被任命为非国大领导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的总司令。他曾秘密赴国外访问，并出席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呼吁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１９６１年６月曼德拉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任总司令。１９６２年８月，曼德拉被捕入狱，当时他年仅４３岁，南非政府以“煽动”罪和“非法越境”罪判处他５年监禁。１９６４年６月，他又被指控犯有“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改判为无期徒刑。在狱中长达２７个春秋，他备受迫害和折磨，但始终未改变反对种族主义、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新南非的坚强信念。

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５年，曼德拉曾先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西蒙·博利瓦国际奖”和第三世界社会经济研究基金会颁发的“第三世界奖”。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１日，南非当局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被迫宣布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同年３月，他被非国大全国执委任命为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１９９１年７月当选为主席。１９９４年４月，非国大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同年５月，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曼德拉辞去非国大主席一职，并表示不再参加１９９９年６月的总统竞选。１９９９年６月正式去职。卸任后曼德拉仍然在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尊严而不懈努力，他大力兴办学校，为南非防治艾滋病投入了大量精力。

主要著作有：《走向自由之路不会平坦》、《斗争就是生活》、《争取世界自由宣言》、自传《自由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