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独裁者为什么喜欢打人民这张牌

 

一切独裁者为什么喜欢打人民这张牌

老牌的君主，张口闭口，朕即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除了少数开明的专制君王如李世民者，还时不时念念“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水能载舟、亦能复舟”的民本经外，一般的君主并不忌讳别人说独裁，根本不拿人民说三道四。天下就是他的，民就是他放牧的羊群，想做什么尽管做就是了，何必张口人民闭口人民，烦。（当然，史学大家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的君主制不是专制制度，这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商榷。）
可是在新式独裁者手里，这种情况开始全面逆转了：我发现自苏联共上台到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大大小小的新式专制暴君，无论面临着怎样的国情，在怎样的权力格局里行事，最终的命运有怎样的不同，无不争先恐后地拿人民说事。明明是专制独裁，却要把人民挂在嘴上，这的确构成了现代社会一个奇怪而耐心寻味的政治景观。现代专制暴君为什么争先恐后地打人民牌？打人民牌对现代专制暴君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从公然以家天下自居，世代相承垄断权力传之久远，到想做君主而不敢，勉强做也做不长久，想独裁又不敢明目张胆，必须偷偷摸摸披上一袭人民的长袍，这肯定是一个进步，尽管这个进步是多么虚妄，充满了悲凉的讽刺意味。其中首要的原因，在于人民的重要性增加了。在现代政治中，人民成为最重要的砝码，再大的官也得把目光投向穷人手中那一张选票，人民因为掌握选票而在官员的天平上获得了举足轻重的特殊分量。人生而平等，国家只是公民之间的约定，公民与国家构成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你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权，我则答应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国家。天下为公，主权在民，这是自启蒙以来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也是现代以降，一切民主政体的核心枢纽。人权提高了，人的意识觉醒了。君主失效了，名声搞臭了，君权神授的那一套骗人的把戏也失灵了。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各主要国家先后推翻了帝制，也有的相互达成妥协，实行了君主立宪。还侥幸留在台上的君主，一个个夹起尾巴。“绞死国王！”法国人民在大革命中喊出的口号，言犹在耳，让天下一切残剩的专制暴君无不心惊肉跳。比起西方国家，中国迟至 1911年10月10日才爆发了辛亥革命，1919年才爆发以民主和科学为旨归的五四运动，但也曾有过民主宪政的实践。袁世凯复辟不过两个多月，就在天下一片讨伐之声中黯然收场。末代皇帝溥仪则学会了自食其力，再也没了在位皇帝的赫赫威仪。至于那些过世的帝王更不必说了，曾经灸手可热的权力统统失效，人人都可以向恶名在外的君主直吐口水。曾经帮助古代帝王上位的手段，都被现代科学无情地戳穿。这个时候，如果再说自己是君主，一定会群起而攻之，无异于自找麻烦。硬要给自己加冕，无异于与天下为敌，必将人神共愤。自洪宪皇帝匆匆倒台，此后近百年中国历史再无此类记载。
但独裁毕竟反映着人性，用叔本华的话来说那叫权力意志，是人性贪婪在政治领域的极端形态，只要人性里的恶在，独裁者就不会断了香火，只不过情势险恶（特殊），迫使他们不得不换一种隐蔽的手法。这个办法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就是人民。因为这时候人民吃香；在民主自由的天下大势之下，人民灸手可热，谁反人民，谁就要倒大霉；相反谁会巴结人民，跟人民讨近乎，得人民欢心，谁就能得到莫大的好处；谁有本事最深入地钻进人民内部，将自己名声与“人民”二字（而不是命运）捆绑在一起，成为这个庞大存在的核心，谁就有可能收复现代以来因民主革命而痛失的独裁领地，从而继续不显山不露水地重新主宰和奴役人民。
这是大大小小的新式专制暴君无不大念人民经的根本原因。如果把现代政治比作秀场，人民就是这些现代独裁者登台亮相必备的最好行头。名不正则言不顺；专制暴君打人民牌的第一要务是站队，亦即确保自己无条件、全天候地跟人民站在一起，无论心里怎么想，都要无条件地把自己妆扮成人民的忠实代表，无论如何不能叫人民感觉到自己的异己、离心离德、心怀鬼胎。因而在现代独裁暴君那里，他们立场是人民的，出发点是人民，他们的世界观里居核心地位的是人民，他们白天想着人民，梦里梦着人民，根本归宿还是人民，人民的苦乐荣辱让他们晨兴夜思、寝食难安。他们从生到死、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还想死后成为人民的儿子。
这些专制暴君纷纷走上前台，争先恐后地把人民抬到空前的高度。高兴的时候，还要情不自禁地喊上两声“人民万岁”。想当年，毛太祖挥动军帽在天安门城楼高喊“人民万岁”，而人民则涨潮一般报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人民与领袖眉来眼去、相互调情称颂的好戏达到了高潮，足以令历史上所有的老牌独裁者黯然失色、自愧弗如。拿人民说事，从此成为时髦。谁喊叫人民声音最响，谁抬举人民最高，谁的合法性就越大。没有人民这张背书，即使掌握了国家大权，心里也不踏实。明明谁当啥谁当啥都内定了，也要通过被称为人民代表的那些人表决一下，哪怕只是走走过场举举手。
斯大林，希特勒，毛太祖，金日成，金正日，苏加诺，马科斯，卡斯特罗，萨达姆，胡志明，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这些新式独裁者，无论型号大小、功业高低，没有一个不是打人民牌的高手。他们想做的事情，都是人民想做的；他们还在心里筹划的事情，无不指向人民的根本利益。经过这样的反复包装，无论多么坏的专制暴君，都成了人民意志的化身。人民就这样被代表了，实际上，是被反复“强奸”了。强奸了还没有地方还手，因为他说他代表人民，人民你怎么反对呢？想打你打不过，想告状你不知道该告谁，再说法院本来就是人民的，连流通的纸币都叫人民币，每一个国家权力机构前面都加盖了“人民”的符咒，真是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只能等死。
至于那些不知进退的反对者，完全可以以人民的名义还以颜色，轻则批斗会上让他们适可而止，实在不行，则打入另册，将他们从人民剥离，再高高地举起，投进凶险莫测的群众的汪洋中，就像文革中毛对待亲密战友刘少奇一样，绕开法律，让身居国家主席高位的共和国元勋百口莫辩，死无葬身之地，死后还要背上“叛徒、内奸、公贼”的恶名。从这些旷古未有的独裁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暴君手里，人民这两个字，是一件多么得心应手的武器啊！等到人民黄梁梦醒产生了强烈的受骗感，暴君羽翼已成，甚至已经世袭传承几世，暴政之船已安然驶过万重山了。
在以无耻为特点的现代专制暴君那里，政治本来就没有章法，只是一种实力与力量的博弈，无论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都可以统一于一种充满了流氓性的御民之术，没有什么正邪之分，也毫无道德可言，能玩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反正我死后哪怕它洪水齐天，等到实在玩不动了，那就听天由命、自认倒霉。但只要还在位，打人民牌的确给他们莫大的方便。人民不但为他们的权力背书，而且还为他们壮胆：无论所做所为与人民利益的距离多么遥远，只要把人民牌打出来，就没有人敢反对了，相当于一下子解除了对手的武装。
由于有人民壮胆，比起历史上那些老牌暴君，现代暴君胆量还要更大。希特勒可以携德意志民族之力罕然发动世界大战，对犹太民族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而不必担心为自己招来道义上的麻烦。斯大林可以随便制造理由屠杀几千万同胞和同志而仍然理直气壮，因为他说他是为了人民。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被斯大林残酷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生命都要被剥夺的最后关头，居然决无怨言不做任何反抗，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是为了人民，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在晚年毛太祖那里，玩弄人民于股掌几达化境。为了秘不告人的个人政治目的，他可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人民这一锅水搅翻，掀起滔天大浪，也可以在不需要人民的时候，通过半军管的办法，将狂热的人民机器轻轻地按下去，让它暂时熄火，谓之“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晚年的毛太祖已经把人民牌的通用打法，玩到一种非常高超的革命魔术的高度，到现在还有大批的毛左感恩戴德，除斯大林无人能出其右。
在毛太祖治下，人民被抬高到至高无尚的地位，而实则如同草芥，寂然无声地生生死死，不但没有自由说话的权利，连外出逃荒当乞丐都不能，饿死也只能饿死在村子里，否则就是给党抹黑。人民的土地也没有了，居住只能是在国有的土地上暂住，大跃进年代连人民做饭的锅都砸了，人民被赶进公共食堂，谁家冒烟就会有民兵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暴君自有他的逻辑：他说你是人民，你就只能听他摆布，因为人家不是说你也是人民吗？不感恩那就是不识抬举；他说你不是人民，你就不是，再想当也别想当成，因为你无非是想混进阶级队伍。这和“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网上流传一个笑话--铛铛铛有人敲门，上帝打了个哈欠，披上袍子：谁啊？来人：上帝啊，您能帮帮我们，把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吗？上帝：哦，你敲错门了。这是二十层，马克思住一楼。笑话说出了共产主义的虚无与欺骗。而“人民”两个字则是这一幕世纪欺骗大剧的拉风招牌。他们把“人民”二字写进宪法，然后有了很多冠以“人民”二字的场所和机构：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警察、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医院、人民剧场、人民日报、人民币。但是，我们发现世界上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从不这么叫，只有不是人民的国家才会这么叫，其目的就是给你洗脑，给你戴高帽，让你误以为自己真的当家做主了。“公仆”给“主人”戴高帽，是专制体制下最值得玩味的文字游戏和政治游戏。
人民招牌的全部微妙之处在于，它有时是包装，内外一新闪烁红光华丽无比，就像新皇登基的龙袍，那是上皇行令发威、威慑天下的必不可少的导具；但如果忽然想大开杀戒的话，它立马可以变形为一根带刺的大棒，且能大能小，可长可短，可以高高地举起，也可以轻轻地放下，有时甚至可以化有形为无形藏进意念之中，是现代专制暴君武库里能够找到的最得心应手的武器，以可以无限伸缩变形的“人民”大棒来比，孙悟空从东海龙王那里巧取豪夺搞到的如意金箍棒，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有了这样一件称心的新式武器，现代专制暴君等于将自己放置在金刚不坏的至尊和万能的位置，他们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千方百计用人民的油彩为自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向一切有可能妨碍独裁统治的潜在对手频频出招，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那些频繁发生的以“运动”称谓的较量中，现代专制暴君所向无敌，无论多么强有力的对手，只要面对人民大棒，都失去了还手之力。俗话说众怒难犯，人民就是多数啊，还有什么比人民公敌、独夫民贼更加孤立和可耻的呢？一个人在人民中生活惯了，一旦被人从人民这个庞然大物剥离，生生切割下来，那可真是孤立到尽头、生不如死了，通常连老婆孩子都要离你远去，更别说好不容易聚敛起来的名利地位、万贯家财。
在人民这个大棒之下，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理解更好，不理解慢慢理解。剥夺可以非常彻底，非常顺手，非常冠冕堂皇，对手通常连吭一声都不敢说，说出来也只能被人民的声浪淹没，为自己招来灭顶之灾。所有的剥夺都变得那么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天变了，地变了，时代变了，时间开始了（胡风诗题）。一切从头开始。既往的一切都要统统推倒，这叫改天换地。只有换思想换脑筋才能跟上时代。“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太祖在他的诗词里摇头晃脑地这样写道。
这一套人民崇拜，不但唬住了人民自己------人民正陶醉在万物公有、包括权力公有而不能自拔，突然看见了自己无比庞大的影子------它怎么会那么高、那么大呢？大到像个天地都搁不下的怪物，以至连自己都感到几分恐惧；而且唬住了那个时代最有头脑和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大家全都被这个突然到来、几乎是从天而降的人民至上的新时代搞晕了。思考成为不必要，脑袋成为多馀，伟大领袖早替人民想好了，所剩唯有欢呼颂圣，可是人民的欢呼早已排山倒海，知识分子们不大情愿的欢呼称颂成为多馀，因为与人民相比，他们的欢呼称颂不仅在分贝的大小，而且在质量上，都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在现代暴君看来几乎可以忽略。在这个以人民为关键环节的旷世骗局里，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人人都充任了帮凶，除了帮凶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他们过早地把头脑交给了暴君。他们交出了作为公民的第一、也是最后的武器：即与生俱来的言说与批评的权利，给新式独裁者拒绝监督推行专制暴政，自动扫清了所有的道路。
专制暴君是最危险的全人类公敌。争打人民牌，在推举人民的旗号下将人民劫夺一空，将人民变成他们后院里养着的一群只剩下活着的现代猪，这是现代专制统治的最大特点。对于那些总爱拿人民来说事的现代政治家，最重要的是分清真假，看他们是真爱民亲民、还是假爱民真独裁。当你看到有人不仅在口头上称颂人民推举人民，而且在行动上臣服于人民，对人民表示敬畏，心甘情愿地要将本来属于人民的选票还给人民，这个人可能是一位称职的现代政治家。当你看到有人喊叫人民喊叫得最凶最起劲、其实却决不愿意实行民主宪政，将本来属于人民的选票还给人民，反而用人民将人民各个击破、让他们相互撕裂、相互猜疑、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将人民高高举起再轻轻放下，想用的时候召之即来，不想用的时候挥之即去，将人民劫为人质，挟人民之威有滋有味地操作帝王御民之术的人，对不起，你一定是碰到新式专制暴君了：通过大打人民牌，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天下、子民、至尊的地位、可以世代承传直至万世的基业，他们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不想要的也得到了，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全都有了，而新式专制暴君所付出的，只不过是几句“人民万岁”的空洞口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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