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監復專稿
十八大報告認定“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道路。”什麼是“改旗易幟的道路”?報告沒有具體回答，但是，在黨章總綱中作了回答：“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因素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還是堅持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在說不清、道不明的“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是否還要反右派、反右傾、反走資派、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呢？黨綱作了明確回答：要！“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抵禦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由於認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要從政治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抵禦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那麼，會不會在某種條件下又發動反右、文革、反自由化的政治思想鬥爭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呢？十八大報告、黨章埋下了政治伏筆，在中國公民頭上懸掛起階級鬥爭的達摩克裏斯之劍，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十八大“逆向改革”倒退25年
十八大黨章規定黨組“討論和決定本單位的重大問題”。十三大曾決定撤銷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文化組織的黨組，十八大黨章再次決定設立黨組，而且“必須服從批准它成立的黨組織領導。”如果中央各部委的黨組是由中央組織部批准成立的，則必須服從中組部的領導，那麼科技部、中國科學院的科技方針、政策和規劃，都必須服從中組部的領導，航天部門的航天計劃、衛生部的醫療改革方案都得由部黨組向領導它的中組部彙報，九個民主黨派的黨組要向中組部彙報本黨派的工作，以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這樣，按照憲法設立的國務院和總理職務都被架空了，各部委由黨組織領導，黨組要服從中組部，那麼中組部下面得設多少個相關業務管理的司局或總局才管得過來？這不是鄧小平80年代提出的“黨政分開”、克服“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而是一種倒退的“逆向改革”，這種陽謀的隱患與惡果將逐步暴露、顯現出來。
鄧小平
十八大黨章規定黨的基層組織有領導本地區工作的職能。“街道、鄉、鎮黨的基層居委會，村、社區黨組織，領導本地區工作。”“實行黨領導下的行政領導人負責制，由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對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和作出決定。”這樣，這些單位的黨的基層組織和支部書記負有領導責任與權力，研究單位的黨支部書記可以決定，而不是業務尖子的研究室主任決定科研課題的選定和發展方向。如果黨員和群眾反對黨支部書記的錯誤決定，就可能被認為是反對黨支部的領導，反對支部書記就是反黨，可能重演反右派鬥爭中，以此劃定右派分子的悲劇，村黨支部書記將領導村委會，成為一個村的最高領導人，有可能會成為村裏的小皇帝。
十八大報告強調“開展掃黃打非”、“唱響網上主旋律”、“加強網絡社會管理，推進網絡依法規範有序運行”、“依法防範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高度警惕和堅決防範敵對勢力的分裂、滲透、顛覆活動，確保國家安全”，這都是向公民發出的公開警告，也是陽謀。善良的人們，包括中央編譯局俞可平局長都認為，十八大報告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承認了普世價值，因為24個字：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在此之中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是幾年前被《求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尖銳批判的“普世價值”的內容，幻想這些好聽的詞彙一定會變成現實的。等到1月5日發生了《炎黃春秋》、《南方周末》等不民主不自由的事件，善良的好心人又大吃一驚，失望了，悲觀了。
其實，十八大報告早就發出了陽謀式的公開警告:“警惕分裂、顛覆”，要“打非”、只能“唱主旋律”，連老黨員胡績偉的《胡趙新政啟示錄》也成了禁書，被列入“掃黃打非”的黑名單之中。看來，真正兌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是相當遙遠的可望不可即的願景，而當前遇到的現實是掃黃打非、網絡警察和劉曉波、余傑的遭遇。
看穿中共才不會過度悲觀
總之，十八大文件是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絕對領導，而不是改革一黨專政。趙紫陽、胡績偉、鮑彤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改一黨專政，“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12頁）而鄧小平的政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導下，保持黨領導的一黨專政，只不過是行政體制改革，大部制改革也只是行政體制的大大小小的改革而已，十八大也是這樣改，這是陽謀，應正視陽謀，爭取普世價值。
中國就像是一顆大球，人民要共同合力決定這顆球前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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