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托马斯走进征集抗议信签名者的房间中时，迎面看见墙上一幅大宣传画：
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
昆德拉想说的是，就以争取自由为名而行强制之实而言，捷克的反抗者和苏联占领军有多大区别?
当征集者希望托马斯尽快考虑决定是否签名时，他感到这人和要求他签署收回观点声明的警察没有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这里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拒绝警察将大祸临头，而拒绝群众抗议者不会引起实际的侵害，充其量招致误解和轻蔑。人们现在习惯于将体制与非体制的强制等量齐观，都是抹杀了后果的区别。)
与进军柬埔寨的西方名流一样，抗议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装腔作势、煞有介事。他想对托马斯表示好感，说“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对这种精英心态，托马斯报之以沉默。这人还告诉托马斯，房间可能被秘密警察安了窃听器，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无畏，他大声对着墙中想象的麦克风讲话，而心中打着另一种小算盘：自己的言行已记录在案，进入了历史。
托马斯认为，靠一纸请愿书根本达不到目的，甚至会适得其反。当他的儿子说“签字是你的责任”时，他激怒了，他把这当成要挟，决然地拒绝签名。如果昆德拉想说，托马斯有权拒绝签名，这没有错，尤其是在他描述的那种情况下，拒绝很可以理解。但昆德拉的主张远非仅此于此。
昆德拉还借萨宾娜的观点表明，尽管苏联的入侵使得群情激愤，人们走向街头游行示威，高举拳头，呼喊谴责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法西斯和所有的入侵与占领后面，“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齐步游行”。(我们确实看到过恶与集体；一致相联系。但难道可以说凡集体一致皆为恶?纳粹冲锋队的游行与罗素领导的反核和平运动是一回事?放弃集体行动，以什么方式抗恶?独善其身岂非任人宰割?)
如果说、集体话语方式有可能与法西斯相关，那么昆德拉及其追随者把二者当成了必然相关，把集体性抗恶视为恶。更有甚者，有人把现实的恶悬置起来，高声谴责抗恶的要求和冲动。
在如此令人气闷的气候中，我们不能不把目光转向哈维尔，其实，我们早就该关注他了。
哈维尔以平和的口气这么评论昆德拉：
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么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对昆德拉的讥笑、特别是因为那只是在小说里讥笑。我反对他，是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合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着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
如果说，昆德拉在小说中把抗议运动写得乌烟瘴气，把抗议人士写得丑态百出，那么哈维尔却以自身的言行提供了相反的形象。在他的自传中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人忽视，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是哈维尔和战友们利用最后一次聚会的机会，为自己的运动起草一份遗嘱式的历史性文件：
我被任命为负责迅速起草这个文件的三个委员之一，于是我们马上就退到电影俱乐部的一间小屋里开始草拟。但不巧的是我还得去出席离此不远，位于斯帕列纳大街的斯帕列纳美术馆我朋友的画展开幕式。我不是去发表什么高论——这将由艺术史家们去做——而是参加一个歌唱节目的表演。我的这位朋友是个达达主义者，他就喜欢唱走调的爱国歌曲，喜欢我热情地吟诵我们民族的古典文学的精华。所以，我装着去方便一下而溜去参加了那个开幕式。在开幕式上，我的歌唱和吟诵欠有震惊四座之势。然后我又匆匆赶回电影俱乐部，参加了那份文件的最后一段的起草工作。
从哈维尔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在真实的运动中，以平常心投入，只顾效果而不计名位，处事有举重若轻气概者，大有其人。
作为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哈维尔在《论(七七宪章)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与政治家通常的争取、鼓动、说服、指导、号召，甚至命令威胁不同，《宪章》不强迫别人于什么，不鼓动、号召大家，下试图对任何人说教，不代表任何人，也从不抱怨那些不支持它的人们。“《宪章》并不认为它的活动方式是惟一的、最好的，也并不希望大家都去仿效它”。
哈维尔特别不能同意昆德拉书中的这种说法：请愿毫无用处，只是一些人想出风头。他说，受难者认为：
当得知人们普遍表现淡漠无情、听之任之的时候，仍然有人了解他们，有人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对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这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这种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请愿书显得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外面的人对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
然而，它还有更深的意义：这标志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的过程的开始。
许多人回避社会责任和道义表态的理由是，他们厌恶政治，似乎任何政治性或社会性行动都必然扭曲人性，但哈维尔谈到不同信仰、职业、年龄的人参加他发起的运动时说：“与其说他们是由于政治观点一致而聚集在一起，倒不如说他们是因为人的本性而走在一起来了的。在这里，人性超越了政治，促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动机首先是道德方面的。”
谁也不能强迫别人参与政治，无权要求别人为真理、为正义斗争，但对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你起码应当成为一个公民。在哈维尔看来，做一个公民，就应当意识到表明自己观点和看法的权利和义务。他甚至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自由的整体性和法律的整体性也是恢复公民意识的前提、组成部分和结果。这里所谓整体性，就是指不但自己是公民，别人也是公民，当别人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和剥夺时，你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不只是对某个人的侵犯，而且是对公民权本身的侵犯。
我承认，就我们目前的公民意识和道德水准而言，哈维尔的主张是要求太高了。我自己很可能做不到，但我决不会去嘲讽和诽谤。哈维尔的出现或许使人难堪，但我宁愿有这样的提示，我不怕自己的生存状况受到质疑或挑战，我不屑于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找到形而上的辩解。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376-386页。
(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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