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骁骥
无论作为政治倾向鲜明的作家还是一国总统，他始终生活在真实中。
2003年结束总统任期后，被誉为“最具诗人气质的政治家”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没有留下接班人和政党。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正如他在新近的自传中表现出的那种沉着和坦然，哈维尔的睿智让他知道，一本政治家自传的成功与否，在于作者自身的气质与“品位”。
作为一个长期阅读《纽约书评》、喜爱摇滚音乐的捷克政治家，哈维尔的整个人生就是一部跌宕的戏剧。几乎每隔十年，他的生命便会经历一次较大的转变:从1950年代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到1960年代的先锋剧作家和散文家；“布拉格之春”以后，哈维尔在1970年代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活跃在捷克的文坛和政界；在1980年代末的“天鹅绒革命”时期，他又以雄辩的政治家身份促进捷克的民主化进程；而到了1990年代，哈维尔则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的总统。
多年来角色的转换给了他更多的思考空间，同时也带给他更大的挑战。在自传《布拉格堡的一个来回》（To the Castle and Back）中，哈维尔回顾从政以来的人生，既雄辩滔滔地阐述从剧作家到政治家的转变，也坦言在民主初级阶段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在本书中，他与读者分享对后共产主义、全球化、欧盟等问题的想法；书中也提及他与肺癌的对抗、总统府的日常琐事，以及与两任夫人的感情。
读者可能会因为本书独特的编排而造成阅读上的困难。初读起来它似乎是一堆匆忙的信笔涂鸦，有的甚至只是一些剪贴片断。全书的每一章都包括了三个互相涵盖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全书的主轴，由哈维尔与捷克政治记者卡雷尔·维兹拉（Karel Hvizdala）在二十年前的长篇访谈所构成。第二部分摘录了哈维尔任捷克总统时期(1993-2003)，写下的芜杂而平淡的办公室备忘录。第三部分则记录了他2005年访问华盛顿的一些琐事，例如他的病情、对美国政治的浓厚兴趣、对参议院理发部的赞美，还有他自己爱挑剔、不满意的生活细节。还没有任何一本自传可以把这些细微之处刻画得如此清楚。
哈维尔声称自己写作此书时并没有预先设想一个特定的读者群，甚至建议读者必要时应该大段地跳读。“这样做是方便的，因为我已经把书的每一章分成各不相干的三部分。你可以用任何方式阅读。”但这句话只是一个幌子，事实上哈维尔并不想让自己的这部自传成为一本“方便”的书。对他来说，政治并不“方便 ”。
访谈是从那动荡的1989年11月开始的,正值政权从苏联主导的捷共转移给没有经验的“公民论坛”(Civic Forum)的头两个星期。当时，哈维尔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天自己会登上总统的位置。任何认为哈维尔太理想化，或是认为他对政治过于“波希米亚”的人，会发现其实他对于民主化的转型有过深刻思考，并有过重要的实践。哈维尔曾经自我怀疑，也在公开演讲时受过恐怖攻击，但他仍然在1989年巧妙地周旋开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成为总统。虽然在民主事务上的权力受限，但他的外交政策跟用人政策却是强硬的。为了打破苏联掌握捷克军力的局面，让捷克的民主改革得以持续，他决定退出华沙条约并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早期成员。
尽管哈维尔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但他十分厌恶克里姆林宫里层层设卡、警卫“多得吓人”的场景，认为这是集权国家政治气氛腐朽的表现。另外，他对戈尔巴乔夫拒绝接受自己赠送的烟斗一事也耿耿于怀。他自嘲说，克里姆林宫是除了美国的白宫以外他唯一敢触犯吸烟禁忌的地方。相反，哈维尔对美式民主政治倍加青睐。他始终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白宫那些“打领带的绅士们”行事如此彬彬有礼，富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品位，而捷克的政治家们却显得毫无自信，易于恼怒？
当维兹拉问他十年来的政治生活中受益最大的是什么时，哈维尔不假思索地回答:“高尚的品位。”并且，这种品位高于一般的政治策略。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哈维尔上台后立刻更换了国名，并请来名师设计军装，因为“一个连军队礼服都毫无品位的国家是没有民主可言的”。哈维尔的“品位”，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身份的象征。哈维尔说，在一个“后集权主义”的时代里，像捷克这样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国家必须弄清自己的身份、目标和方向，才不至于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迷失自己。
但现实中，在很长一段时期，捷克的国家经济发展缺少明确的目标。市场的导向并未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相反，整个国家似乎都还停在原地观望。哈维尔将之归结于多年的集权政治造成的后遗症。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权力从来不会独自存在，它支配人也来源于这些人。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简单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而是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创建者。当代捷克某些“不思进取”的国民性，实肇于此。
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在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值得责难的并非历史，而是现代人性，它使得这个制度产生、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在谈到自己从政的体验时，他认为这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政治更能诱使人做出不光彩的事，所以它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哈维尔也坦白说自己对于总统所要处理的琐事早就感到厌烦。现在，回到布衣的哈维尔重拾戏剧旧业，并将在今年首次公演他的新作《离开》。用哈维尔自己的话来说，无论作为“我们时代最具政治倾向的作家”还是捷克总统，他始终“生活在真实中”。
Václav Havel, To the Castle and back. Vintage, May 2008
摘自《华夏文摘》
无论作为政治倾向鲜明的作家还是一国总统，他始终生活在真实中。
2003年结束总统任期后，被誉为“最具诗人气质的政治家”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没有留下接班人和政党。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正如他在新近的自传中表现出的那种沉着和坦然，哈维尔的睿智让他知道，一本政治家自传的成功与否，在于作者自身的气质与“品位”。
作为一个长期阅读《纽约书评》、喜爱摇滚音乐的捷克政治家，哈维尔的整个人生就是一部跌宕的戏剧。几乎每隔十年，他的生命便会经历一次较大的转变:从1950年代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到1960年代的先锋剧作家和散文家；“布拉格之春”以后，哈维尔在1970年代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活跃在捷克的文坛和政界；在1980年代末的“天鹅绒革命”时期，他又以雄辩的政治家身份促进捷克的民主化进程；而到了1990年代，哈维尔则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点——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的总统。
多年来角色的转换给了他更多的思考空间，同时也带给他更大的挑战。在自传《布拉格堡的一个来回》（To the Castle and Back）中，哈维尔回顾从政以来的人生，既雄辩滔滔地阐述从剧作家到政治家的转变，也坦言在民主初级阶段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在本书中，他与读者分享对后共产主义、全球化、欧盟等问题的想法；书中也提及他与肺癌的对抗、总统府的日常琐事，以及与两任夫人的感情。
读者可能会因为本书独特的编排而造成阅读上的困难。初读起来它似乎是一堆匆忙的信笔涂鸦，有的甚至只是一些剪贴片断。全书的每一章都包括了三个互相涵盖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全书的主轴，由哈维尔与捷克政治记者卡雷尔·维兹拉（Karel Hvizdala）在二十年前的长篇访谈所构成。第二部分摘录了哈维尔任捷克总统时期(1993-2003)，写下的芜杂而平淡的办公室备忘录。第三部分则记录了他2005年访问华盛顿的一些琐事，例如他的病情、对美国政治的浓厚兴趣、对参议院理发部的赞美，还有他自己爱挑剔、不满意的生活细节。还没有任何一本自传可以把这些细微之处刻画得如此清楚。
哈维尔声称自己写作此书时并没有预先设想一个特定的读者群，甚至建议读者必要时应该大段地跳读。“这样做是方便的，因为我已经把书的每一章分成各不相干的三部分。你可以用任何方式阅读。”但这句话只是一个幌子，事实上哈维尔并不想让自己的这部自传成为一本“方便”的书。对他来说，政治并不“方便 ”。
访谈是从那动荡的1989年11月开始的,正值政权从苏联主导的捷共转移给没有经验的“公民论坛”(Civic Forum)的头两个星期。当时，哈维尔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天自己会登上总统的位置。任何认为哈维尔太理想化，或是认为他对政治过于“波希米亚”的人，会发现其实他对于民主化的转型有过深刻思考，并有过重要的实践。哈维尔曾经自我怀疑，也在公开演讲时受过恐怖攻击，但他仍然在1989年巧妙地周旋开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成为总统。虽然在民主事务上的权力受限，但他的外交政策跟用人政策却是强硬的。为了打破苏联掌握捷克军力的局面，让捷克的民主改革得以持续，他决定退出华沙条约并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早期成员。
尽管哈维尔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但他十分厌恶克里姆林宫里层层设卡、警卫“多得吓人”的场景，认为这是集权国家政治气氛腐朽的表现。另外，他对戈尔巴乔夫拒绝接受自己赠送的烟斗一事也耿耿于怀。他自嘲说，克里姆林宫是除了美国的白宫以外他唯一敢触犯吸烟禁忌的地方。相反，哈维尔对美式民主政治倍加青睐。他始终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白宫那些“打领带的绅士们”行事如此彬彬有礼，富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品位，而捷克的政治家们却显得毫无自信，易于恼怒？
当维兹拉问他十年来的政治生活中受益最大的是什么时，哈维尔不假思索地回答:“高尚的品位。”并且，这种品位高于一般的政治策略。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哈维尔上台后立刻更换了国名，并请来名师设计军装，因为“一个连军队礼服都毫无品位的国家是没有民主可言的”。哈维尔的“品位”，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身份的象征。哈维尔说，在一个“后集权主义”的时代里，像捷克这样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国家必须弄清自己的身份、目标和方向，才不至于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迷失自己。
但现实中，在很长一段时期，捷克的国家经济发展缺少明确的目标。市场的导向并未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相反，整个国家似乎都还停在原地观望。哈维尔将之归结于多年的集权政治造成的后遗症。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权力从来不会独自存在，它支配人也来源于这些人。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简单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而是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创建者。当代捷克某些“不思进取”的国民性，实肇于此。
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在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值得责难的并非历史，而是现代人性，它使得这个制度产生、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在谈到自己从政的体验时，他认为这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政治更能诱使人做出不光彩的事，所以它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哈维尔也坦白说自己对于总统所要处理的琐事早就感到厌烦。现在，回到布衣的哈维尔重拾戏剧旧业，并将在今年首次公演他的新作《离开》。用哈维尔自己的话来说，无论作为“我们时代最具政治倾向的作家”还是捷克总统，他始终“生活在真实中”。
Václav Havel, To the Castle and back. Vintage, May 2008
摘自《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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